乔治·马歇尔：消弭军方与国务院之间的嫌隙

很明显地，军方对陆军上将乔治·马歇尔的领导能力与崇高风格极为敬仰。然而，马歇尔并不只是在军事领域中受人敬仰。在 20 世纪，美国军方人员与国务院的官员之间向来缺乏好感，有时还相互猜忌与鄙视。查尔斯·博伦大使——与乔治·凯南大使都曾是苏联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与资深顾问——在他那本取名为《历史的见证》（Witness to History）的回忆录中，提到了 1947 年 1 月马歇尔被任命为国务卿时的状况：“对于军方人员被任命为国务卿一事，国务院的驻外机构事务局内充满着不安的情绪。马歇尔的声望无与伦比，但是前任国务卿伯恩（Byrnes）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国务院上，因此国务院的士气低落。大家都担心，新就任的这位大将军可能会制定严格的纪律与规定，而导致下情无法上达。

“但是没多久，国务院内几乎所有的重要官员都开始对马歇尔产生好感。他让大家的工作有了目标与方向。他的个性感染了整个驻外机构事务局。我在驻外机构事务局服务的 40 年里，以马歇尔及赫特（Herter）担任国务卿期间，国务院的工作绩效最优异。没错，马歇尔身边有优秀的副国务卿，先是迪恩·艾奇逊，接着是罗伯特·罗维特，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麾下担任战争部副部长。而且，由于伯恩并不关心国务院的业务，所以对马歇尔而言，事情会比较好办。在马歇尔的领导下，所有的资深官员都会受到咨询，而且政策一经决定，大家对其内容都不会有疑问。据我所知，当时国务院的运作效率之高，可说是空前绝后。”

乔治·凯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想，在我的回忆录中谈谈马歇尔将军是再恰当不过了。我是在他漫长的公职生涯中的最后一项任职中才认识他的。我和他私下的交往并不密切（我猜，很少有人和他有密切的私人交往），但从 1947 年 5 月到 1948 年年底的一年八个月在国务院和他共事期间，唯有我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而且我还享有可经由双方共用的侧门进入他办公室见他的特权（但我尽量不滥用这个特权）。在工作上，我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观察他是如何做好国务卿的工作的。

“在我所回忆的人物中，马歇尔是最值得称赞的人。我和大家一样，都因为他的风格而敬佩他、敬爱他。这种风格有些是我亲眼所见，有些是尽人皆知的，有些则鲜有人知：如他的正直清廉；他的谦谦君子风度；他强烈的责任感；他在面对干扰、压力与批评时的沉着冷静；他的沉稳作风——一旦作了决定后，即勇敢承担结果，不论结果好坏；他的不好虚荣，没有野心；他对反复无常的舆论，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批评所表现的淡然处之的态度；他对待部属的那种大公无私的精神……”

1947 年 1 月，战争部长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有意请迪安·腊斯克（1961 年时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国务卿）担任陆军的首席国际法专家。而马歇尔在 1947 年就任国务卿后，也想请腊斯克接任国务院特别政治事务处处长的职务。

腊斯克回忆道：“我选择到国务院服务，主要原因是我想与马歇尔共事。他是我心中最了不起的人。丘吉尔说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获得胜利的功臣，而杜鲁门则称他为‘当今最伟大的美国人’。他们两人说的都对。

“马歇尔对每一位与他共事的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也是位良师。他会以身作则或给我们一些训示，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好公仆。举例而言，他会对我们说：‘各位同仁，不要坐在那儿等我来告诉你们要做什么事。要主动一点。你们反而要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事。’不论你碰上什么问题，他都希望你能把工作做好。他上任后不久，有次在主持约有 15 人参加的晨间参谋会议时，有人抱怨国务院内的士气太差。马歇尔将军站起来，环顾会议桌四周的与会人员，然后说：‘各位，士兵可能会有士气问题，但官员不能有士气问题。我希望国务院内的所有官员要为自己的士气负责。’当马歇尔不希望官员们消极地找人诉苦的话传遍了国务院各单位后，国务院的工作士气达到了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