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 设法解决问题， 不要逃避责任（第6/8页）

但是三个星期后，克劳前往圣地亚哥演讲。在演讲结束后，有位当地的记者站起来，咄咄逼人地针对“布里奇顿号”触雷事件，提出了一长串问题。很明显，此举是故意要让克劳难堪。此时，克劳不再听从温伯格的劝告了，他决定承担起责任。他说道：“好吧，让我对这件事作个了结。当时我们都很嫩，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个人犯了错，所以‘布里奇顿号’触了雷。”

克劳后来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这位《圣地亚哥论坛报》（San Diego Tribune）的记者以怪异的表情看着我。他可能从来没听过有人这样回答他的问题。他坐下来，不再多言。事后他把我说的话刊登出来，从此以后，媒体再也不提‘布里奇顿号’触雷的事了。通常，诚实的确是最佳对策。我永远记得史迪威将军在缅甸打了败仗后的讲话。他最后历经千辛万苦走出丛林抵达印度，这段经历本身就很了不起。他在印度举行记者会时，记者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史迪威说：‘我们遭到了敌人的痛击。’媒体非常喜欢史迪威的坦诚应对。简单地说出‘我错了’，胜过千言万语。

“当然，犯了错的人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不能说：‘这件事错在总统。’他不能把每一个人都拉进来和他一起受过。他甚至都不应说出‘我们’这个字。他应该说：‘我犯了错，此事与其他人无关。’这是犯了错后，面对问题的正确方法。但是，我们只能偶尔使用这个方法，否则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质问道，这个人除了不断犯错，还能干什么事？”

有关高级将领公开认错的最近的例子，是施瓦茨科夫在海湾战争期间做的一件事。当时五角大楼的新闻处长要求施瓦茨科夫为随着国防部长前来战地的记者们举行一场记者会。他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我和钱尼部长及鲍威尔将军在一起可有得忙的。”结果，折中的办法是，由施瓦茨科夫指派一位“有权代表他”的人来参加记者会。施瓦茨科夫选了卡尔·沃勒（Cal Waller）中将来代替他参加记者会，而沃勒中将调到海湾战区才一个月的时间。沃勒在记者会中捅出了大纰漏。他在回答某位记者有关中央司令部战备状况的问题时，为了表示军方乐于满足人民知情的权利，竟然公开告诉这群记者，美军的地面部队可能在 2 月中旬之前都不能充分具备发动攻击的能力。麻烦的是，这个说法与总统的立场相抵触。总统希望在美国给伊拉克定下撤兵期限之前，能对伊拉克施加压力。

事后，施瓦茨科夫非常担心沃勒会受到处分。他回忆道：

沃勒知道自己搞砸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跑来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当时我觉得是我陷他于不义，我非常担心他会受到处罚。在“沙漠之盾”作战初期阶段，钱尼部长就曾因为空军参谋长麦克·杜根（Mike Dugan）上将对记者泄露了军事机密而将他革职。因此，当钱尼部长与鲍威尔将军 1 小时后抵达司令部时，我把他们两人请进了我的办公室。

我对他们说：“沃勒将军为自己说错话而感到非常难过。但该为这件事负责的人是我，因为他才刚调来本战区，我就要他去参加那次的记者会。”

出乎我的意料，钱尼部长与鲍威尔将军都表示，他们并不是非常在意沃勒将军在记者会中的言论。钱尼部长甚至还开玩笑说：“对敌人释放出混乱的讯息，不见得是件坏事。”

在海湾战争期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将军也有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德。随着联军将伊拉克部队逐出科威特的作战行动发起日的迫近，是否要对伊拉克的生物武器生产设施进行轰炸，成了必须尽快加以决定的事。相当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英国大卫·克雷格（David Craig）爵士对这个问题颇为忧心，在未作决定之前，他曾对鲍威尔说：“作这个决定的风险很大，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