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领导才能这一课题代表了我 35 年来对如何成功地领导美国军队的相关研究。在这段时间里，我亲自访问了超过 100 位四星上将，并以面谈或书信的方式访问了超过 1000 位准将以上的将领。另外，我接到了超过 1 万封的信件，也阅读了无数的日记、自传、传记、回忆录以及军事历史等记录。

我 1971 年写的《十九颗星：对美国四位名将之研究》（以下简称《十九颗星》）一书，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杰出的 4 位美国将领的领导风格与领导才能的比较研究。书中描述了是什么因素使他们成为了杰出的领导人，也探究了他们如何领导美国军队。我选择了 1939—1945 年间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上将，远东地区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盟军登陆北非、西西里及欧洲（欧洲登陆战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的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将，及美国在北非的第 1、2 军团、西西里的第 7 军、欧洲的第 3 军指挥官、陆军将领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

我为何选择这 4 位将军，原因很明显，实在不需要多作说明。马歇尔、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军事职务，而巴顿是家喻户晓的野战将领，原稿标题辉映出十九颗星——这 4 位伟大领导者军衔的总和。这本书仍在印行，虽然已经几次加印，还是获得了许多对军事领导才能有兴趣的人士的喜爱。

自从《十九颗星》出版之后，我就以领导才能这个主题，向军事界及一般社会人士发表过数百场讲演。在这些演讲中，听众经常要求我多谈谈最近的美国军事领导人。这些请求鼓舞我再写一本《十九颗星》的续篇，通过访谈及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 1999 年期间的军事领袖，进而更新领导才能相关的研究。我亲自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包括 100 多位四星上将，其中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二战”时期的陆军指挥官、“二战”后许多的陆（空）军单位指挥官及参谋长、陆战队司令及海军首长。这项研究也包括以访谈或书信的方式，访问了 1000 多位准将以上的将领，并且联系了 1 万多位曾经与这些将领共事过的人士。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回答“一个人如何成为美国军队的成功领导者”这个问题。

自从《十九颗星》出版之后，有数百本关于美国军事领导者的书陆续推出，包括自传、回忆录、传记及军事历史。此外，我阅读了许多这些人的日记、来往信件、演讲等记录，这些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及后冷战、朝鲜战争和越战，以及伊拉克战争都对美国军事领导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挑战。而这些军事领导人的品质是维护美国与世界自由的根基。“二战”后的 1946 年，丘吉尔在五角大楼办公室对 30 位最杰出的战时美国陆军和空军将领作了一次非正式的演讲，他背靠着椅子，双脚放在桌上，一手端着白兰地，另一只手拿着大雪茄说：他一直相信美国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扭转战争局势，使之转向对盟军有利的形势，但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美国培养了这么多出色的军事领导人。

美国在“二战”及战后期间，有这么多睿智的军事领袖，他们奉献生命为上帝和国家服务。当战事来临时，美国已经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军事领导者，这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将领关于如何运用自己的领导能力赢得战争，守护西方自由传统的思想和见解。

写这本书的目标之一是确定这些将领如何发展并获得卓越洞察力来进行成功领导的。许多人认为这些领导人是天生的，而不是靠后天培养的。如果领导者都是天生的，那本书的价值是什么呢？“天生的，不是后天培养的”（born，not made）这句话，如果狭义地就字义解释，就是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成为领导者，成长和周遭环境对一个人的发展毫无影响。如果这句话的解释不那么严格，是不是可以说，一个人一出生就具备某些特质，如果能成长在一个适当的环境里，这些特质会提供具备成功领导能力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