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众多“辛德勒”，众多“鲁迪”

就在纳粹对犹太人残酷迫害、直至“最终解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时候，不少人像施罗德船长那样，向犹太人伸出了援助之手。1953年以色列议会决定在耶路撒冷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从它建成起，到以色列进行国事访问的德国领导人都会到这里进行悼念和谢罪。安格拉·默克尔第一个总理任期从2005年11月开始，2006年到访以色列便曾这样做。不知日本领导人是否会想到这对他们是一个提醒，应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除了纪念遇难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纪念那些冒着极大风险、甚至牺牲自己生命救助犹太人的各国非犹太人士，他们被称为“国际正义人士”。截止到2012年1月1日，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共授予来自47个国家24,356人这个荣誉称号。这些人里最为人们知晓的大概就是1993年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主人公奥斯卡·辛德勒，所以有“英国的辛德勒”、“瑞典的辛德勒”等说法。该片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从他的姓“Spielberg”来看，应该是德国犹太人后裔。

救助过犹太人的企业家并非只有辛德勒一个，德国著名大企业博世公司创始人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1861—1942），就以生产需要为由，保护了不少犹太员工。荷兰飞利浦公司创始人的孙子、当时负责公司事务的弗里茨·飞利浦，也以同样理由庇护了382名犹太员工。该公司立陶宛工厂负责人，同时也为荷兰领事馆工作的扬·兹瓦腾蒂克（Jan Zwartendijk，1896—1976），为大量犹太人（约6,000~10,000名）办了签证，使他们得以逃脱厄运。在这方面，德国负责军工生产的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与希姆莱、戈培尔等人的矛盾，客观上提供了一定条件。首先，公司里确有许多重要管理人员、工程师、技师、技术工人是犹太人，离了他们，生产经营困难重重。其次，虽然德军在波兰战役、法国战役人员损失都很少，但从进攻苏联起减员就非常严重，为补充兵员，不但放宽了征兵年龄限制，还不顾斯佩尔反对把大量工人、包括熟练工人乃至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征召入伍，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还有苏军战俘）成了最廉价而且维持生产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为几千名犹太人发放了“生命签证”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1901—1997）

援助过许多犹太人的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1900—1986）

像兹瓦腾蒂克那样通过办理签证帮助犹太人逃脱厄运的外交官很多，其中就有当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1901—1997）。从1938年到他1940年5月奉调回国，两年间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已无从准确知晓，但从现在见到的签证看当以千计，一份1938年6月的签证号码是200号，另一份同年10月27日的签证号码为1906号，说明仅约半年时间就签发了近2000份签证。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1900—1986）也不顾外务省训令，给犹太人（其中不少是从波兰逃亡到立陶宛的犹太人）发放了超过2,000份签证，并且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涉，让他们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到达太平洋岸，再转往其他地方。后来有人问杉原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犹太人也是人，他们需要帮助。

在这些外交官里，最应该说一说的恐怕就是瑞典人拉乌尔·瓦伦别格（Raoul Gustaf Wallenberg，1912—1947？），他在救助匈牙利犹太人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匈牙利是犹太人众多而且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受十月革命影响1919年春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要领导者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1939？）便是犹太人。但它存在仅133天，8月1日即以失败告终，军队领导人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1957）成立没有国王、由他担任“摄政”的匈牙利王国。注意，匈牙利人和我们一样，姓在前而名在后，这与其他欧洲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