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1940—1941年红军第二次“大清洗”

1939—1940年苏芬“冬季战争”暴露出许多问题，而且都不可谓不严重，但斯大林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改弦易辙。从1940年3月战事结束到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一年多时间里许多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这与1940年10月在红军和军事工业部门开展的新一轮“清洗”有关。

1941年4—5月间，由于空军事故频发，5月且有一架德国容克斯公司生产、昵称“容大妈”（Auntie Ju）的Junkers Ju 52型运输机在莫斯科降落而防空部队并未察觉，多名空军高级将领被捕，怀疑他们是德国间谍，并且和1937-38年“大清洗”中处决的那些密谋分子有关。接着又有其他一些高级将领被捕：

时任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的格里戈里·施特恩（1900—1941），1941年6月7日被捕。

时任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司令员、1938年2月22日晋升为“二级集团军司令员”的前空军司令员亚历山大·罗吉奥诺夫（1893—1941），于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前三天（1941年6月19日）被捕。此前6月8日，继他担任空军司令员、1939年11月19日晋升为“二级集团军司令员”的雅科夫·斯穆什凯维奇（1902—1941）也被捕。

继斯穆什凯维奇担任苏联空军司令员的巴维尔·雷恰戈夫（1911—1941），于1941年6月24日，也就是纳粹德国入侵的第三天被捕。根据贝利亚的命令，他与上面三位将军一起同于10月28日被处决，年仅30岁，而且他的妻子也被处决。这位年轻的空军中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有击落敌机20架的战绩，还来华参加过对日作战，担任苏联航空志愿队总顾问。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部分苏联空军飞行员，后排左起第三人是巴维尔·雷恰戈夫（1936年11月4日）

罗吉奧诺夫，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在苏联南方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与“白军”邓尼金、弗兰格尔等部作战，1935年获授“军指挥官”军衔。1937年11月原空军司令员雅科夫·阿克斯尼斯被捕、随后被处决，他接任该职，1939年11月又由斯穆什凯维奇接替。1940年7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并入苏联，他担任新组建的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司令员。

斯穆什凯维奇，拉脱维亚人，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17日以“杜格拉斯将军”化名参加西班牙内战，为苏联空军指挥员，6月21日获授“苏联英雄”称号。1939年5-8月苏日诺门罕战役中，担任参战苏联空军指挥员。

施特恩是乌克兰犹太人，1919年（年仅19岁）就担任红军旅长，内战结束后进入红军军事学院学习，1937年1月至1938年4月被派往西班牙担任军事顾问。回国后作为远东方面军参谋长协助司令员布柳赫尔指挥1938年7月30日至8月11日的哈桑湖战役。后来又指挥诺门罕战役，当时朱可夫便是他手下的一名师长。

1939年7月诺门罕战役期间的施特恩（左）、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乔巴山和朱可夫（右）

哈桑湖战役只打了不足两个星期，可以说只是一次“军事冲突”。诺门罕战役历时整整四个月（1939年5月11日至9月16日），而且规模不小，是一场真正的战役。日本关东军出动7万5千人，苏军出动兵力虽然较少（5万7千人），但投入坦克500辆（日本135辆）、飞机809架（日本250架），大大超过日本。是役以日本战败结束，日方称战死8,440人，受伤8,766人，苏联则说日军伤亡6万人，另有3,000人被俘。根据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苏军死亡7,000人，失踪1,000人，另有1万6千人受伤。战役结束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1875—1962）、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1886—1967）均被撤职转入预备役。植田谦吉后来再未获启用，矶谷廉介则在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后任日本驻香港总督，日本投降后被南京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判处无期徒刑，但只服刑两年即被释放。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1886—1940）被撤职召回东京，1940年10月6日病故，但有人怀疑是自杀。另有多名大佐战死、自杀或者被撤职。日本军衔中将之上即为大将（同样，中佐之上即为大佐），陆军最大作战单位是“师团”，师团长通常为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