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934年12月2日 油榨坪资水河边（第2/3页）

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周恩来心头涌起一阵酸楚。

在红军的中高层干部中，这些欢快的歌声并没有引起心灵的振奋，而是血战后的思考。

这种思考，各自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像周恩来这样，从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未来的更换统帅上着眼的人并不很多，这样想的无非是中央队里的王稼祥、洛甫、徐特立等人。徐特立跟周恩来一样，是来自对毛泽东的了解，而王稼祥和洛甫，则是来自毛泽东直接对他们的影响。

李德和博古的目光，却注视着这次严重挫折的客观原因和它可能引起的后果。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难找，那就是后人所说的那顶沉重的轿子。

“兵贵神速”，这是班排连长都懂得的、起码的军事常识。西征路上集中了红军所有的精英：战略家、军事家、谋略家，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德到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叶剑英，怎么没有能够防患于未然？也许后人会说：那是当时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拒不听从正确的意见。

那么，当时轿子是怎么抬起来的？是谁让抬起来的？谁提过不能抬轿子的意见？谁拒绝这个意见而一定要抬？抬或不抬在这样一个军事行为上，就一定体现了执行左倾右倾或是不左不右的路线吗？今天打了胜仗归之于正确路线，若是明天又打了个败仗呢？是不是把路线斗争庸俗化了？如果一切败仗都是错误路线指导下的结果，那么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在1933年春粉碎川军三路围攻之后，又相继粉碎了川军二十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两万多人，红军发展到八万多人，是不是他在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下又执行了正确路线？那么，在遵义会议之后，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土城又打了败仗怎么说？

也许历史结论的随意性就在这里，看最后的解释权落在谁手。1959年的庐山会议既可以把“左”说成“右”，十年浩劫，也可以解释成，“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甚至“七八年就应该再来一次”，而且“收获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

可悲的是，历史不给他们平等的辩论机会，人们只能听到一个原告者或是当家人的声音，缺席审判，自然也就成了一面之词，历史也就这么暂时定了，当然也只能是暂时。物质不灭，真情难死。当人们从蒙昧中历尽磨难苏醒过来，重新思索、重新认识、重新审理、重新反思，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历史的画页再翻回湘江两岸。

那么，使西征大军遭受大难的这顶轿子是怎么样的一顶轿子呢？它有多么沉重？

从中央苏区出发时，仅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就有一万四千多人，还有两千多副挑子和担架，另外是大批的驮骡驮马。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关和后方人员，既是这次战略转移的沉重负担，又是绝对不能丢弃的领导核心。

他们的行进方式必然有前锋后卫和两翼的掩护，这支庞大的机关被保护在五十多公里长的狭长的甬道里，缓缓地按部就班地向着湘江前移。部队被保护任务框死了，完全失去了战场的机动性和主动权，像前后左右四个轿夫那样抬着“轿子”去应付敌人的围追堵截。

这种状态只要有起码的军事常识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后来人们指责部队有逃跑避战思想，可是抬着轿子去攻击敌人怎么可能？要攻击，那就必须摔轿子！这个轿子是可以摔的吗？

这也正是当时“最高三人团”在组织部队作战略转移的两难选择：要么丢掉机关，要么丢掉战争主动权；要么不作战略转移，用八万红军（一半是新兵）去和五十万敌军在苏区厮杀到底。除了这三条路外，当时别无选择……

当然，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们，在事后可以设想出第四、第五、第六或是第七种方案，可能都比以上三种好一些，合理一些。但是，在当时，权衡来权衡去，只能采用抬轿子的办法，而且使不明真相的后人大为吃惊的是：这顶轿子竟然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