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权与陆权的冲突(第6/9页)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得地区,没有一条水道像中国的长江那样能够连接内地与海洋,但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依靠陆上交通,以铁路为主。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时,文明就沿着铁路传播并向四周扩散。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主要由私人企业承担,优先建设的将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段,特别是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更是如此。铁路的走向是由当地具体情况决定的,但它在政治和战略上发挥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必然会促使各个国家由于军事或商业等原因对筑路权进行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认识到它们有着共同利益,就应该尽力防止它们之间的和平竞争演变成敌对矛盾。假如真的这样做了,就说明长远的观点对目前的行动产生了有益的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好处也会对邻近的国家产生影响,促使后者也加强铁路建设,从而使得大片土地资源得到开发。如果这些资源被一个海上强国所拥有,它的控制力就会更强。毫无疑问,在所谈论的地区,都有丰富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处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从中可知: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各地均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它的未来值得研究。但以利凡得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更有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由于英国和德国不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所以它们不会让利凡得与波斯湾成为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特别是敌人在太平洋地区与它们发生严重对抗时。依托上述航线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能对它进行控制的原因是这条航线相对狭窄,即使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无法抵消这些据点的作用。在地中海西部,法国在地理位置上握有主动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会随着地理变化及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发生变化。这一地区的国家目前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至于未来会不会有主要由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发展状况来决定。

有些人反对英、德在利凡得存有海军力量,并且不赞同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的做法。因为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这种情况下的交通运输存在很大的缺陷,而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了该航线的强度。因此,这种反对是有道理的,这虽然不能改变现有的事实,但它表明了在利凡得建立陆上基地的重要性,以便为海军提供给养。与此相关,埃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包括运河淤塞在内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埃及在运河开凿之前就成为有关航行的必经之路。在帝国主义时代,埃及由于适宜居住的地区有限,导致力量薄弱,必然要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究竟会成为哪一个国家的呢?是否由距离的远近来决定,近距离更容易操控的想法是否正确?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英国在利凡得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对于地中海这个面积不大的海域来说,一支处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操控整个海域并轻而易举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不过,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于这支舰队不是十分必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可以开往直布罗陀或者苏伊士并从那儿获取补充,而且不必驻扎在当地保卫它们。所以,只要在利凡得、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到西的整个地中海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