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第2/3页）

历史上也曾发见几次沉痛的呼声，如清初顾亭林之提倡朴学，就是对于不切事实的反抗，但这种运动因为活动分子与智识分子暗斗之结果，事实派的颜元、李刚主终归失败，而一变成为考据，考据派的精神果然是科学的，但实际上还是几句死话。太平天国时代胡文忠的包揽把持，曾文正的《挺经》第一章，就是对于不负责任的反抗，但仅仅能做到一部分的成功，而从暗斗出身之李鸿章，仍为这不负责任不切事实的大潮流所打倒，以演成今日刻骨伤心的外交局面。

活动分子即主权阶级的性格，就是根本与智识分子相反，他的长处：（1）是肯负责任，但是容易流为武断。（2）能切事实，但是容易流为投机，武断则不能集众人之长，投机则不能定久长之计，这两件事于近代式国家发展是不相宜的。

智识分子道德上也有他的特长：（1）他能自持廉洁；（2）能爱护后进。惟其自持廉洁，对于物质的欲望较淡，精神上有自己娱乐之处，所以当君国危难的时候，牺牲区区生命，不算一回事。历代殉国诸人的真精神，我以为根据于此而来的。唯其爱护后进，故传授学徒，著书立说，使几千年的历史有继续不断的成绩。王夫之、顾亭林于国亡家破之后，犹拼命著书，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养成了华族悠长的气概。

汉高祖自己说，“我所以得天下之故，有三不如”，这是三千年历史上成败之标准，就是主权阶级（即活动分子）与智识分子合作，则其事业成，不合作则其事业败，所以中国治世时代，必以圣君贤相并称，乃至做坏事也必须土豪劣绅互相勾结，这中间出身于智识阶级，而肯负责任能切事实的人，只有诸葛亮、王安石、张江陵（张居正）、曾国藩诸人，在三千年中占极少数。

秦汉以后，政权武力智识分裂了（从前集中于贵族阶级），所以政治上有不断的竞争，而华族就渐趋于衰弱，但是我华族在这种压迫之下（竭力奋斗继续了三千年），还做一件惊人的大事，就是对于物的工作，就其奋斗的精神言，似乎蒸汽机关的发明，未必算这么一回大事，从造纸、印刷、陶瓷、漆、建筑、雕刻，乃至水车、机织，件件有独到的发明，不过为智识阶级所瞧不起，故不能有文字的记载，而学术的积聚性不能发扬罢了。

近五十年来，社会受环境之影响，发生了大变化，但其政治的演进可以分作几步说，第一步是智识与武力的合作（一丶智识分子投身为军人，二、军人入学取得智识，三、社会中智识分子与活动分子的合作）。这中间的聚散成败，有事实的证明，不必详述；第二步，当然是政权、武力、智识的一致，但应当切实注意者，就是智识分子还是不能切实地统制物质，所以民族的生活上根本发生了问题，而其所以不能统制物质的原因，也仍是因不负责任不切事实的两大弱点而来。

从顾颜的朴学精神，曾胡的负责态度，或许可以在酵素电管中，加入一点新生命罢。但是新式的社会，更有一样要素名曰“组织”的，这组织两字的意义，就是说一件事，不是一个人、一个机关负责任，而是各最小单位（个人）各负各的特别责任，而运用上得到一种互助的成功，这就是新经济的要点，也就是国防的元素。我们还有一句俗话“行行生意出状元”，这是中产阶级的反抗呼声，也就是将来物质建设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说有强兵而国不富者矣，未有富国而兵不强者也。

说一句牢骚的话，商店的学生，工匠的艺徒，要是夜间能读上一点钟的书（就是在实际的事物中过生活的人而能攫取知识），恐怕倒可以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而每天坐汽车包车，在中大学上六时以上的功课的，恐怕将来只能做学理上的教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