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战略理论（第2/4页）

在下决心方面，战略跟战术相比，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力，这似乎是很奇怪的言论，凡是了解战争中这方面情况的人是不会有任何疑虑的。在战术上，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官总觉得自己好像被卷在漩涡里一样，不冒险就无法与之搏斗，他只能强行压制随着战局的发展而不断产生的疑虑，勇敢地冒险前行。而战略则进展非常缓慢，不管是自己的疑虑还是别人的意见，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懊恼都能产生较大的作用。

在战术上，人们起码能亲眼看见一半的情况，而战略却不一样，所有一切都依靠揣测和猜想，因而信心也就相对较小。也因为这样，许多将帅在采取行动时就已经深陷错误的疑虑之中了。

我们以腓特烈大帝1760年的战局为例。这次战局曾被誉为战略上的真正杰作，它以出色的行军和机动而举世闻名。不过，难道我们敬佩不已的是他那种忽左忽右的迂回战术吗？难道我们要将这种战术当作高超智慧的外在表现吗？

不！倘若我们想要客观地判断问题，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做。相反，我们首先要赞赏的是他那高超的智慧，他在凭借有限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而是采取刚刚足够达到目的的行动。这种智慧不单在这次战局中展露无遗，而且在他一生所进行的3次战争中随处可见。

当时，腓特烈的目的是签订一个和约来确保自己对西里西亚的占领。从腓特烈所拥有的国家资源上看，腓特烈仅仅是一个小国领导人，他无法成为亚历山大，而如果效仿查理十二，他将以被打碎脑壳告终。

考察他所进行的全部战争，我们不难看到他具有一种节制地使用力量的天赋，他自始至终保持冷静，但却富有冲劲，在危急时刻，他总是能将仅有的力量发挥到令人诧异的地步；而为了服从政治上细微的变动，他又能继续保持镇定。无论是荣誉心、虚荣心还是复仇心，都无法让他离开这条道路，而正是这条道路引导着他笑到最后。

当然，这样几句话似乎不足以评价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我们只有深入研究这场战争所取得的令人惊异的结局，研究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大家才会深信，正是由于腓特烈大帝的天赋让他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仅仅是腓特烈大帝令人敬佩的一个方面，这点在1760年战争和所有其他战争中都有表现，尤其是1760年的战争。因为在其他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很少像这次战争那样，以极小的牺牲获得了与占据巨大优势的敌人保持了均势的结果。

我们钦佩腓特烈大帝还在于他克服了实际中的困难。从右翼或者左翼迂回攻击敌人，这样的战术是容易想到的；调集自己为数不多的兵力，以快速的运动而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力量，以便部队在数个战场抗击敌人，这也是容易想到的。

但是，如果让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统帅将这些再重新试一下，那么，我们相信，许多目睹这一切的批判者，都会说他让部队野营是危险的，甚至是轻率的。这点毋庸置疑，当他下令部队野营时，这种危险比事后看来大两三倍。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行军，甚至常常行走在敌军炮火的射程之内，这些都很危险。腓特烈大帝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从道恩配置兵力的方法中，以及对方的性格和责任感中找到了根据，因此他的决定并非轻率的。

他敢作敢为而不被大家几十年后谈论和描绘的危险所迷惑和吓倒，正是基于他那果断、大胆和意志坚强。处于腓特烈大帝的境况下，恐怕没有几个统帅会相信简单的战略手段能够发挥超乎寻常的作用。

此外，腓特烈大帝还面临着一个困难：他的军队在不断地运动。他的部队曾经两次在有敌军尾随的情况下跟着道恩，沿着崎岖难行的道路从易北河向西里西亚行军。军队必须高度戒备，而由于行军要巧妙地进行，部队又得承受巨大的劳累。尽管有数千辆辎重车随行，但是它们除了阻碍行军外，还无法提供充足的补给。比如，在西里西亚，部队在累格尼察会战以前，它们曾经在夜间进行长达8天的行军，在敌人的阵地前面，部队遭受巨大的困苦和劳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