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强者才有机会生存 （上高会战）（第2/13页）

这位武官对此表示无奈：“他们硬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打，为这个着急是没有用的。”但其实很多时候，也并不是中国人一定想这么打，是打着打着就成这样了。

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谋略层穷极思变，开始绞尽脑汁地构思一些新颖的战略方案。一些有识之士都不约而同地想到，如果换一种打法，不固守一线，而是逐次抵抗，后退至一定距离，待援军到达后再与敌决战，会不会不一样？

在这股大潮作用下，单纯防御的固定模式逐渐被打破，“后退决战”的战略思想一点点浮出水面。事实上，在高安之战中，罗卓英已经有了“后退决战”的意识，他没有将七十四军继续填进高安防线，而是暂时放弃高安，就是有了后退一步制敌的考虑。

赣北和湘北地形都为“后退决战”创造了条件。这里不是山地就是湖沼，交通又屡经破坏，决定了它们与平原不同，不是随地皆可运动。运动受限，加之沿途的伤亡疲劳，战斗时间越长，突进的日军越容易成为强弩之末，也越容易被以逸待劳的守军所击退。

罗卓英敢于留置七十军的一部进行侧击，而不怕这股力量被日军趁势歼灭，则是掌握了日军的作战特点和习惯。

抗战前，中国社会的主流倾向是“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军官学校的教程主要翻译自日本，日本教官也有不少。以重点培养军事幕僚人员为目标的陆军大学为例，前九期请的都是日本教官。某种意义上，中国军人其实就是日本军人的学生，对“老师”使用的战术，“学生”并不陌生。

日军的战术原则很多，但核心的只有一条，即“攻击第一，包围第一”，冈村的指挥再精妙，其基本思路也脱离不了这条主线。反映在实战中，就是日军眼中往往只有要攻占或合围的目标地点，而忽略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南京是如此，徐州是这样，就连冈村亲自指挥的南昌战役也概莫能外。当时侧翼有许多中国的败退部队落在敌后，如果具备机动优势的日军打定主意要予以歼灭，这些部队都将难逃灭顶之灾，偏偏日军仅以攻城掠地为满足，把它们都轻易给放过了。

正是知道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眼里全是上高，所以罗卓英才会在侧翼放置相当数量的反击部队。反击部队将与日军背道而驰，然后再回过头来对第三十三师团展开骚扰和围攻。

让人过目不忘的部队

邹继衍是七十军一〇七师的一名营长。他在率部向上高行进的途中，不断碰到形形色色的友军，一时间，行军路上变得车马辐辏，摩肩接踵。

这些友军有的刚在前线受损要撤到后方进行整补，有的也像一〇七师一样，正从一个地段调到另一个地段实施堵击任务，还有的是刚从后方调来的预备队。他们大部分属于第三十集团军，第三十集团军系由四川省保安处的保安队为基础编成，出川抗战时正逢武汉会战后期，所以部队没有受到过严重损失，兵员尚能保持完整。

当然这说的仅仅是兵员，其他就没法提及了，邹继衍遇到的友军部队不仅武器装备杂乱陈旧，而且大多服装破烂、军容欠整。

军容可不是做表面文章那么简单。冈村就很善于捕捉此类细节，武汉会战时常从室内观察各部队宿营地，他注意到台湾旅团行军宿营都很混乱，士兵携带的帐篷常被当成背袋使用，以致破烂不堪，难以遮挡风霜雨露。与之相反，第九师团士兵所使用的帐篷完好，而且一到宿营地就支起帐篷露营，营中秩序也井然肃静。

冈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第九师团乃精锐部队，以后可派大用场，至于台湾旅团，就难堪大用了。

冈村的眼光是犀利的，他这一判断也可适用于任何一支部队。回到赣北战场，一〇七师在行军中曾迎面遇到一支川军步兵团，此时正好三架日机飞临上空，川军团看到后立刻炸开了，士兵们不会寻找地形地物隐蔽，只会像一群没头苍蝇一样毫无秩序地乱跑乱撞，其间居然也无军官出来指挥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