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出生于1945年12月，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了几个月。但从我有记忆开始，上一辈人有关“东洋鬼子”、“矮东洋”、“东洋乌龟”的回忆就不绝于耳。日本兵如何烧镇上的房子、如何强暴“花姑娘”、“逃难”的日子如何艰难、当“良民”如何受屈辱，都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镇上不止一处“火烧白场”（被火焚毁的房屋废墟）有的依然荒废，有的已成为我们游戏的场所，有的已被新建的房屋覆盖，但老人们都能一一指认，哪一处是“长毛”（太平天国部队）烧的，哪一处是日本兵烧的。

有关抗日战争的课文、歌曲、小说、戏剧、电影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奇袭阳明堡、狼牙山五壮士、白求恩，《松花江上》、《保卫黄河》、《游击队员之歌》、《太行山上》、《延安颂》、《抗大校歌》，《鸡毛信》、《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红灯记》、《沙家浜》，持续不断地加深着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革命群众的英雄形象和日本侵略者、汉奸、伪军、卖国贼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

记得1957年我刚随父母迁居上海，“日本商品展览会”在上海举办，这是战后第一次在上海升起日本国旗。据说，要不是政府防范在前，肯定会有爱国青年将它扯下。但另一种声音也逐渐增强——要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日本人民反对战争，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愿意与中国友好，现在正在与美帝国主义及日本反动派作斗争，所以我们应该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每年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的活动，中国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特别是对“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支持更有集会、游行等多种方式。1960年夏我在上海参加高中入学考试，作文的试题就是《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

“文化大革命”期间，“反修”的口号越叫越响，“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成为头号敌人，对日本人民的支持又增加了“收回北方四岛”。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国家干部范围内放映日本“反动影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中学教师算是干部，也属观看范围。其中一次我正带学生在农村劳动，接到通知专程赶回上海看半夜一场。尽管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对第一次看到正面显示的日本军容还是十分震惊。

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得到更全面的发表和更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也从中学教师成为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又成为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人员，因而有更多机会了解历史真相、进行专题研究、参加史迹考察。滇西抗战五十周年时，我去云南保山参加学术讨论会，会后又考察了松山、龙陵、腾冲等战场遗址。当最后来到国殇墓园，面对数千为国献身的英魂时，我不能不感到惭愧和遗憾——为什么烈士们身后寂寞了那么长的时间？近年来，我读到的史料更多，对抗战的了解也更全面。但我深知，我所知还只是某些片断，就是中国方面的记载也了解不多，何况还有日本方面及其他国家的史料？像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证据，就是德国、美国、英国等外国经历者的记录。

1997年我在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当客座研究员，发现图书馆中有不少战时的电影资料录像。其中一部分是由“满映”（伪满洲国“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拍摄的新闻短片，我全部看了一遍，这才知道我从小就开始看的“新闻简报”原来是从“满映”学来的。这些新闻片自然都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张目的，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制造的。但多少也显示了一些事实，如日军进攻上海时曾在爱国女中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占领该校后，分别为“皇军”和“国军”阵亡者设了灵位，影片中出现了日本军人同时向两个灵位献花致敬的画面。东北的民众在日本和伪满的驱使下，加紧采煤，连妇女也在工厂参与装配飞机。汉奸政权组织市民，在上海外白渡桥手持小旗夹道欢迎日本军队。溥仪访日时表面受到隆重欢迎，而汪精卫的尸体用专机运回南京时一派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