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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一仗土八路是动了炮。

而日方《华北治安战》中,是这样叙述此战的:

保安队各部试图在城墙上布防的时候,整个县城已经被团团包围。随后,双方在全线展开激战。半夜3点,东关首先被突破,中共军冲进城内。在这种情况下匆忙调集的保安队乱作一团,东逃西窜,完全丧失了战斗意识。不久,名取大尉下令利用天亮前的黑暗掩护,全体开始突围。
但是,被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向外突围是十分困难的。到第二天晚上为止,已经打到最近的南村集(南乐南方约10公里)的日军增援部队,能够迎出来的人员不过日本人8名[应该包括那名命大的藤坟大尉——萨注],保安队员三十余名而已。

从双方对战斗进程的描述来看,都是东关先被打下,随后日伪军试图突围,结果在突围途中被全歼(五千多日伪军突围合计三四十人,似可算全歼)。只是双方描述的要点不太一样,八路军对战斗中的功臣烈士描述较多,特别强调了攻打敌军最后据点县府大院的战斗,而日伪方面强调破城前后伪军的混乱。

不过,从战斗过程中可以看出几个有趣之处。

首先,那位薛道尹的“亲自”布防,水平很成问题。他把部队放在城中,却没有认真防守可作工事依托的城墙,在已经有警讯的情况下依然摆这样一个“鳖在瓮中”的阵法,属于哪位兵法家传授,实在费解。在讨论此战时,有朋友认为,进犯日伪军大约五千,当时的清丰县城可能驻不下。但是,也有一位清丰籍的朋友给我来信,认为当时日伪军都住在城内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抗战前清丰颇为繁华,城虽然不大,但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寺院叫做普照寺(原名圆明寺),还有几所学校,最大的是清丰师范,都可以驻兵。特别是1944年5月,因中日两军在清丰反复拉锯,居民大多逃跑,日伪军并不愁住宿之处。他家本住清丰南关,仗打完了他祖父回家看房子有没有打坏,发现房子都被马草和粮食塞满。原来是伪军打清丰,怕八路军坚壁清野,携带在四乡征抢的粮秣,人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批东西后来都被八路分还给老百姓了。日伪军还从邯郸拉来了戏班子(估计是那位薛道尹带来的),打完仗南大街上到处扔着锣鼓响器和行头,但戏班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这样的结果,就是明明日伪军四五千,面对一个团为主力的八路却觉得到处都是敌人,被“重重围困”。

当年国民党军新1军在东北有被俘的军官不服气,说土共每次都是几个打一个,凭着人多。有位明白人张正隆先生说了,进东北的时候国军可比共军多,这种情况下老是让人家几个打一个,只能说双方的指挥水平的确有差距。

这回,曾思玉、杨俊生是不是用兵如神暂且不说,日伪军跟中国足球队一样的布防水平倒是大有帮忙的意思。

日伪军布防的混乱,还在于其指挥系统的紊乱。从实战来看,八路军攻进清丰后,伪军基本失去指挥。那位薛道尹的指挥能力再没体现,实际指挥战斗的是邯郸日本陆军联络部来开会的名取大尉——此人既不是那支“冀南剿共保安联合军”的指挥官,也不是薛兴甫那支战斗力还不错的卫队的指挥官,连清丰城里最大的日军成建制部队,大名来的那个步兵小队也不隶属于他。他可能仅仅因为军衔和官职最高,被临时推举为指挥官,所谓“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螃蟹钓桅杆——悬空八只脚,大概指的就是名取大尉这个情况了。

这要能打好才怪呢。

从记录来看,八路军打伪县府还是费了些力气,这应该也不奇怪。因为薛兴甫那个“三国混成”的卫队,还有藤坟那个日军小队,肯定都在这儿。说起来也有好几百兵力呢,如果不是一开始就被打乱了阵脚,闹不好真能死扛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