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大时代来临前的大国较量 《环球时报》记者对乔良将军的访谈

《环球时报》：英美等大国都有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全球战略思维，这种战略思维在其崛起过程中到达某个阶段时才开始逐渐形成。现在中国是否也已到了形成与自身大国地位匹配的全球战略眼光的阶段？

乔良：中国已经是一个具备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和火车头。作为世界经济的动力装置，中国向上游拉动资源国家，向下游拉动市场国家，这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当今世界，没人能在讨论某个国际问题的时候，不考虑中国因素。既然如此，中国毫无疑问就是大国。

有些人为了贬低中国，指摘中国人均GDP低下，以此否定中国经济腾飞的“含金量”。这种贬低其实毫无意义，因为相反的例证是，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高并不必然具备世界性影响，比如瑞士、卢森堡以及其他北欧国家。中国有世界性影响源自一个独特因素，即中国是所有世界性大国中权力集中程度最高的国家，因此其对资源的支配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样一个大国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不可估量。因此我们不必在意别人就中国人均GDP高与不高说三道四，这虽然的确是个问题，而且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终极问题，但又是需要通过公平与法制进行分配调整才能逐渐改善的问题，这个过程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渐进的，凭什么要求中国必须一蹴而就？

最近中国政府刚刚宣布人均GDP突破9600美元，接近一万美元大关。现在国内有人以自己的收入低于这一水平线而自嘲说“我是不是拖国家的后腿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们已从基本解决一次分配问题转入面临解决二次分配问题的阶段，就是在一个国家逐渐从初级富裕向中等富裕迈进时，如何解决公平问题。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问题。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就不会再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的发展。也就是说，真正能阻挡我们的是我们自己。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很大一部分落入了利益集团的腰包，而没有让更多民众受惠，这是中国今天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现在包括富裕国家在内的所有解决了一次分配问题的国家，都正面临二次分配不公的问题。有种说法是现在中国10％的人口占据中国90％的财富，有无数据支持我们姑且不谈。美国同样是10％人口占据90％社会财富，这意味着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谁也不用笑话谁，谁也不要指责谁。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未找到一个最好的公平分配办法。有鉴于此，这些国家面临相似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但这并非说大家就必须理所当然地去接受它，而是必须努力加以改变。谁改变得好，谁将来就是世界领先的国家。如果美国能改变好，美国会继续领先世界100年。但我认为中国改善好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中国现在还处在向富裕国家发展的过程之中，整体还未定型，那就容易改变。相对而言，美国是个已经定型的国家，它要有所改变，想要打破既有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利益格局，不是简单的事。为此它甚至要改变法律和价值观。但中国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法律体系还未真正最后形成。在此情况下，既然中国已经发现二次分配不公的问题，那么就可及时做出调整，将价值观和法律体系向着正确方向调整。如此一来，中国很有可能率先完成这件事情，这对整个人类来说都将功莫大焉。

《环球时报》：刚才您说到中国相对于美国有权力集中的独特因素，如果我们做得足够好，未来可能具备更大优势。那么，相对于支撑美国大国地位的这些要素，支撑中国大国地位或中国模式的决定要素是否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