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金融全球化与财富转移 中国军人学者与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的对话

（一）

乔良：

“超限战”是一个大话题，不同的人由于所处的角度或者立场不同，可能很难就这个话题进行对话。所以，要就此展开对谈，我认为双方首先应该有一些共同的话语范围或对话目标。我想这个话语范围，就是金融和战略，而对话目标，则是美国和中国。陈教授是在美国接受的金融和经济学教育，受过西方现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完整训练。我不同，我是搞军事战略研究的，对金融和经济学理论则完全是业余爱好。在研究军事战略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如果仅仅进行单一的军事战略研究根本就不可能研究出结果。特别是今天，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文化，美国的影响遍及全球时，任何战略研究包括军事战略研究都不可能不触及美国。即使某个非洲小国想要研究军事战略，也必须研究美国，研究美国的军事战略。

研究美国军事战略，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美国的军事战略看上去很纯粹、很军事，但是它的箭头却坚定地指向它的国家利益，而这还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军队为国家利益服务。在我看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它的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金融利益；二是它的军事战略可以直接为实现其金融利益服务。

也许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一些问题从我的角度看可能会有一些放大。比如说，关于美元的问题，在我看来，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有效的方式是金融霸权，而不是军队或战争。战争只是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它主要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还是通过美元。这一发现使我不得不去研究美元经济与军事的关系。

陈志武：

美国或任何国家是为利益而战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命题，就像我们说人呼吸空气是为活下去一样。中国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也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是国家、个人应有的权利——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

那么，何为利益？利益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显性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宗教的，等等。在今天越来越金融化的世界，这些多种利益到最后都可用金融载体来度量，或说以终极通货度量衡——货币——来度量。虽然许多东西比如宗教利益、文化利益还不能完全以货币化方式度量，但一般性货币之所以叫“通货”，在于其作为价值度量衡的通用性，人类社会的货币化进程带来了大家说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鉴于此，当我们说一个国家为自己利益而战时，当然等于说这个国家是为其金融利益而战，是为其货币化的利益而战，对于了解现代经济的人而言这不是什么新发现。

近几年国内很流行阴谋论，特别是喜欢把金融、货币等都加上“战争”，这样当然耸人听闻，但这是极其危险的，对中国的发展不仅无益，而且还像智力鸦片一样，使人智力麻木，让人不会去挖掘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本质，阻碍中国金融现代化、市场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为什么不能把金融和战争相提并论？因为战争是基于暴力，是基于强制力迫使另一方接受施暴方的安排，而金融市场所基于的是交易双方的自由选择：你如果觉得不合适，或者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或者你能做得更好，你可以不接受或者要求改变交易条款，没有谁强制你必须接受，没有人拿着枪顶着你的脑袋，如果你不做这个金融交易就将你干掉。把任何基于自由自愿选择权的竞争关系说成“战争”，是混淆概念，没有建设性价值。

当然，你可以说：从军事战略讲，一国可以通过毁灭对方的金融体系达到毁灭对方的效果，即“非常规”战法。但这不等于“金融战争”，更不能说明因此就该从“战争”角度研究金融。因为虽然往人体注入毒品可以将人杀死，但我们不会因此而从“战争”角度研究医学、研究医疗技术。就像医学和战争不能混为一谈一样，金融就是金融，战争就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