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汇集

玛丽姬和卡特琳·格拉西莫夫总是受到她们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的直系家属应受的那种待遇。一辆克格勃轿车把她们从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上他们那套有人守卫的八室公寓送到伏努科沃机场，这机场主要用于国内航班，在那儿她们等在为特权人物准备的候机厅里。它配备的服务人员似乎比任何一个时候用这个设施的人还要多，这一上午，所有的其他人员都各不相扰。一个服务员接过她们的帽子和大衣，而另一个陪她们走到一张长沙发前，在那儿第三个来问她们是否要什么吃的或喝的。两人都仅仅点了咖啡，不要别的。候机厅工作人员以羡慕的眼光盯着她们的衣物。衣帽间的服务员用她的手抚摸着她们的裘皮衣物丝一样的质地，突然想起她的祖先可能是以跟她现在对这两位所感觉到的同样程度的羡慕之情来看待沙皇贵族的。她们豪华而孤立地坐在那儿，一边啜着她们的咖啡，一边透过板玻璃窗盯着外面停放着的客机，只有她们的警卫员遥远地陪伴着她们。

玛丽姬·伊万诺芙娜·格拉西莫娃实际上不是爱沙尼亚人，虽然五十年前她出生在那儿。她的家庭完全是由俄罗斯族人组成的，既然这个波罗的海边的小国家在沙皇统治时就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仅仅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才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解放”——那些捣乱分子是这样叫的，在这段时间，爱沙尼亚民族主义者并没有让俄罗斯族人过太宽心愉快的生活。她对塔林最早的童年时期的记忆并不都是那么愉快，但跟所有的孩子一样，她交了些一生受惠的挚友。他们甚至接受了她同一个年青党务人员的婚姻，而他，出乎每个人——特别是她的意料——上升到指挥那最招憎恨的苏联政府机关。更糟的是，他靠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及其组织而发迹。她童年时的友谊能承受这个事实是她智慧的见证。五六个人因她的调解被饶恕了在劳改营的徒刑，或者是从一个严密的看守地转送到一个较松散的地方。因为她的影响，她朋友的孩子们上了大学。那些儿时奚落过她的俄罗斯名字的人境遇却没这么好，虽然她也帮了点他们中的一个，足够显得宽宏大度了。这样的行为足够能保持她在小小的塔林城郊的那一部分家产，尽管她老早就移居莫斯科。她的丈夫只有一次陪她回她童年的家乡这事实也管用。她不是一个邪恶的人，而仅仅是一个施用替人蒙难助慈悲心的人，就象另一个时代中一个公主可能做的那样，随心所欲但极少心怀恶意。她的脸上有那种符合这种形象的皇家般泰然自若的表情。二十五年前就是美丽的追求对象，她现在仍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如果说有点更加严肃的话，作为她丈夫的官方身份的一个辅助部分，她不得不在这场游戏中扮演她的角色——当然不象一个西方政治家的妻子那样，但她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体统。这种习惯使她现在处于很好的地位。那些关注她的人绝对没有可能猜透她的思想。

她不知出了什么事，只知道事情极其严重。她的丈夫告诉她在一特定的时间到一特定的地点，不要问他任何问题，而只要许诺她将准确地按他说的办，不管后果如何。这个命令，在他们的厨房的水龙头大开时用一种轻声的、毫无感情的单一声调讲给她的，是自从一九四一年德国坦克随随地闯入塔林以来她所听到的最吓人的声音。不过德国占领期留下的一项遗产是她知道生存是多么的重要。

她的女儿一点儿也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不能仰仗她的反应。卡特琳不象她母亲，在她的一生中从来不知什么是危险，仅仅遇到过罕见的不便之时。他们唯一的孩子正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一年级，她在那儿攻读经济学专业，跟一群类似重要人物的类似重要的孩子们来往，所有的父母至少都是部长级。她已经是一个党员——十八岁是可批准加入的最小年龄——她也扮演着她的角色。前一年秋天她同一些同学一起下乡，帮助收割小麦，主要是为了一幅刊登在《共青团真理报》第二版上的照片。并不是她喜欢这事，但是莫斯科的新规定“鼓励”有权人物的孩子至少看起来在做他们应承担的那份工作。这还可能更糟。她经历这事回来时有了一个新的男朋友，而她的母亲不知他们是否亲热过，或者那青年被警卫员和得知她的父亲是谁而吓住了？或者他把她看成进克格勃的一个机会？或者他是一个属于新一代对任何事情毫不关心的人？她的女儿就是这种人。党是你加入来保障你的地位的，而她父亲的职位为她寻找一个舒适的工作提供了捷径。她沉默寡言，坐在她母亲身旁，读着一本现在苏联销售的西德时装杂志，决定着她想穿哪种新式西方时装去上学。她还得学，她的母亲想到，记起十八岁时世界是一个地平线时远时近的地方，全看一个人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