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弹低调的高手──远悼吴鲁芹先生

上一次见到吴鲁芹先生,是在一九八一年九月。那年的国际笔会在法国召开,他从美国,我从香港,分别前往里昂赴会,都算代表台北。里昂的街头秋色未着,高俊的乔木丛叶犹青,不过风来时已有寒意。他上街总戴一顶黑色法国呢帽,披一件薄薄的白色风衣,在这黑白对照之间,还架了一副很时髦的浅茶褐太阳眼镜;加以肤色白皙,面容饱满,神情闲散自得,以一位六十开外的人说来,也是够潇洒的了。他健谈如故;我们的车驶过萨翁河堤,凉沁沁的绿阴拂人一身,他以怀旧的低调追述夏济安,陈世骧,徐訏等生前的轶事,透出一点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的感伤。当时明艳的河景映颊,秋风裏,怎么料得到,不出两年就有此巨变?

那次去里昂开会的中国人,除了巴金一行之外,还有代表台北而来自巴黎的杨允达,和代表香港的徐东滨。法国笔会把中国人全安置在同一家旅馆,因此我们好几次见到巴金。有一次,吴鲁芹在电梯裏遇见四十年前武汉大学的老同学,面面相觑久之,忽然那人叫道:「你不是吴鸿藻吗?」吴鲁芹叫道:「你不是叶君健吗?」笑了一阵子后,对方说:「等下我来看你。」吴鲁芹潇洒地答道:「好啊,正好叙叙武汉往事。只有一点,你可别向我统战,我也不劝你投奔自由。」这件事,第二天吃早饭时他告诉了我们,说罢大笑。吴鲁芹做人嚮往的境界,是潇洒。他所谓的潇洒,是自由,自然,以至于超然。也就因此,他一生最厌烦的就是剑拔弩张,党同伐异的载道文学。这种态度,他与文坛的二三知己如夏济安、林以亮等完全一致。在那次国际笔会的研讨会上,轮到自己发表论文时,他也就针对这种奉命文学毫不含糊地提出批评。

里昂四天会后,我们又同乘高速的新火车去巴黎。之后杨允达又以地主之谊,带我们和徐东滨遍览圣母院、铁塔、凡尔赛宫等地。一路上吴鲁芹游兴不浅,语锋颇健,精神显得十分充沛。只有两次有人提议登高探胜,他立刻敬谢不敏,宁愿留在原地,保存体力。当时羡慕他老而犹健,老得那么闲逸潇洒,而晚作又那么老而愈醇,不料未及两年,对海的秣陵郡竟然传来了噩耗。

这消息来得突然,但到我眼前,却晚了三天:我是在港报上看到有短文悼他,才惊觉过来的。吃早饭时我非常难过,嚥下去的是惊愕与惋惜,为二十多年的私交,也为中国的文坛。在出身外文系而投身中文创作的这条路上,他是我的前辈。中英文的修养,加上性情才气,要配合得恰到好处,才产生得出他那样一位散文家来。这一去,他那一代的作家又弱了一个,他那一代也更加寂寞了。但悲悼之情淡下来后,又觉得他那样的死法,快而不痛,不失痛快,为他洒脱的人生观潇洒作结,亦可谓不幸之幸。今年六月,我仓皇回台湾侍奉父疾,眼看老人家在病榻上辗转呻吟之苦,一时悲怆无奈,觉得长寿未必就是人生之福。吴鲁芹说走就走,不黏不滞,看来他在翡冷翠梦见徐志摩,也可算是伏笔。

现在他果然去了徐志摩那边,当然也与夏济安重逢了。如果人死后有另一度空间,另一种存在,则他们去的地方也颇不寂寞,而左邻右舍也非等闲之辈。也许阳世眼浅,只看到碑石墓草而已。最巧的是,吴鲁芹对于大限将至似乎早有预感,去年四月他发表的一篇散文,已经对身后事熟加思考。那篇文章叫〈泰岱鸿毛只等闲──近些时对『死』的一些联想〉,当时我在《明报月刊》上读到,就对朋友说,这是一篇杰作,也是吴鲁芹最深沉最自然的散文。在文首作者回忆他「去年初冬」(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底,大约在我们法国之会后两个月)急病入院,自忖必死,「可是过不了几天,却又安然无恙了。」他说当时他被抬进医院,心情颇为恬静,并无不甘死去之念。他说:「曾有人说,一个人能活到花甲之年就很不错了。花甲之后的『余年』是外赏,是红利,是拣来的。」接着他对死亡一事反覆思维,并且推翻司马迁所谓的「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认为此事只有迟早,却难分轻重,最后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