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是我的第一本纯散文集。我这一生写过不少抒情散文,其中有长篇,也有小品,但是从《左手的缪思》到《青青边愁》,每逢出书,抒情散文总是和专题论文、书评、序言、杂文等各色文体并列在同一个封面之下,其结果,当然是体例不纯。所以从五年前的《分水岭上》起,我就把自己的文章一分为二,像山岭分开水域那样,感性的归感性,知性的归知性,分别出书。

自从《青青边愁》以来,我的抒情散文一直还不曾结集。《青青边愁》裏最晚的散文,如〈花鸟〉、〈思台北,念台北〉等,都已是九年前的作品了。这本《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收集的二十篇散文,以写作时间而言,始于一九七八年冬天而终于一九八五年夏天,前后历时七年。其间一九八○年最为多产,共得五篇,而一九七九年却一篇也没有。散文产量之多寡,与我当时其他文体的写作有关:寡产之年说不定我正忙于写论文,或正耽于写诗。一九八五年二月至八月,我为联合副刊的专栏「隔海书」还写了三十篇左右的杂文小品,其中不无可留之作,但因篇幅较短,笔法不同,当与我回台后的其他小品合出一书,所以就不收入此集了。

这漫长的七年,除了有一年(一九八○至八一)我回台北客座之外,其余都在沙田度过。永难忘记当日在书斋面海的窗下写这些散文,吐露港的波光,八仙岭的山色,都妩媚照人脸颊。集裏的〈沙田七友记〉写于我香港时期的盛时。那时我在沙田已经住了四年,生活大定,心情安稳,不但俯仰山水,而且涵濡人文,北望故国,东眷故岛,生命的棋子落在一个最静观的位置。教了半辈子书,那是第一次住进校园,不但风景绝佳,有助文气,而且谈笑多为鸿儒,正可激荡文思。沙田的文苑学府,高明的人物那时当然不止七位,例如当时久已稔熟的黄国彬,和后来交往渐密的梁锡华,在我的香港时期,便一直是笔墨相濡声气相应的文友。

〈牛蛙记〉、〈吐露港上〉、〈春来半岛〉几篇所表达的,仍不失这种正盛方酣的沙田心情。同样是写香港的天地,〈山缘〉和〈飞鹅山顶〉在九七的阴影和临别的压力下,感情的张力就比前三篇要饱满得多。〈山缘〉是我对香港山水的心香巡礼,〈飞鹅山顶〉则是我对香港山水的告别式了。十年的沙田山居,承蒙山精海灵的眷顾,这几篇作品就算是我的报答吧。如果说徐霞客是华山夏水的第一知音,我至少愿做能赏香港山水的慧眼。

儘管如此,当时隔着茫茫烟水,却也没有一天忘记了台湾。〈没有人是一个岛〉正是我回首东顾所打的一个台湾结,其线头也缠进了〈轮转天下〉和〈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其实即使在香港时期,台北也一直在我的「双城记」裏,每年回台北的次数不断增加。〈秦琼卖马〉、〈我的四个假想敌〉、〈开卷如开芝麻门〉三篇都是回台北小住所写;写最后这一篇时,正当三年前的端午季节,父亲重病住院,我放下一切,从香港赶回来侍疾,心情不胜悽惶,却因答应过联副,不得不勉力成文。

去年九月我离开香港,天晓得,不是抛弃香港,只是归位台湾。其实也没有归回原位,因为我来了高雄。当然,就算重回台北,也不能再归回原位。逝者如斯,既已抽足,自非前流。

作家常有诗文同胎的现象:苏轼的〈念奴娇〉与〈赤壁赋〉便是一例。在本集裏,〈牛蛙记〉便跟〈惊蛙〉一诗同胎异育。〈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的同胞,便包括〈九广路上〉、〈九广铁路〉、〈老火车站钟楼下〉、〈火车怀古〉等诗。〈北欧行〉也是〈哥本哈根〉同根所生。至于本集中的五篇山水记,若在同时的诗集《与永恆拔河》、《隔水观音》、《紫荆赋》裏寻找,至少有二十首诗是表亲。作家对于自己关心的题材,横看成岭,侧看成峰,而再三模写以穷尽其状,一方面固然是求材尽其用,一方面对自己的弹性与耐力,以及层出不穷的创意,也是很苛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