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还都之议（第2/4页）

再者说来，留在长安，则他梁司徒是裴车骑之下第一人；若归洛阳，裴该更需要利用他来制约荀组和祖逖——反正短时间内，我的官爵、权势尚无动摇之虞，所以说了，随便你吧。

至于荀崧，他如今跟裴该捆绑得非常紧密，因而虽然不肯轻易表态，却暗中提醒裴该：“文约，吾孙即将降世，君既当考虑国事，也不可疏忽家事……”那意思：怎么对你有利你怎么来，切勿太为国家着想！

裴该第二组征询意见的人群，是他幕下众宾——也包括宾客出身，或者向来比较亲近的部分朝臣。韦鸿、游遐等关西人，当然希望朝廷长久滞留长安，殷峤、李矩等关东人，则倾向于返都洛阳，双方争执不下。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王卓却站到了关西人一边。

王文宣道：“长安本是千年古邑，自周武王即定都于此，形胜超逾洛阳。周为西戎所逐，始迁洛邑；其后秦亦自关中而起，扫平六国，一统天下；汉高祖本居洛中，因娄敬之议，改都长安。可见国家在长安乃可振奋，入河南则渐颓靡。今胡势尚炽，归洛为困守之势，唯居长安，可西定秦、梁，北合凉州张氏，稍稍积聚，胜兵百万，旋以高屋建瓴之势东出，其谁能当啊？羯奴不足为虑也。”

我跟你们想的正好相反，不觉得留在长安是怯懦畏避，反倒觉得回洛阳去，才是纯取守势，对国家不利呢。

李矩反驳道：“王公误矣。昔汉光武定都于洛，居天下之中，遂能扫平割据，重光汉室——孰云后汉为弱啊？后董卓弃洛阳而迁长安，身死族灭，可见长安不可久居。自后汉以来，至曹魏，及我晋，皆都洛阳，难道河南就只成坐守之势么？”

王卓与之辩驳，引经据典，但他的话却往往落不到重点上——也不知道是学识不足，还是不敢表述得太直白——让裴该听得很郁闷。一直要到裴该征询本族诸裴的意见，裴轸所言，才貌似可以彻底驳倒李矩李茂约。

裴轸道：“光武定都洛阳，而不住长安，缘由有二：其一，经赤眉之乱，长安残破，关西亦多割据，则其形势不若洛阳为佳；其二，光武起自南阳，根据是在关东，岂可遽住关西？卿等不记‘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之语乎？”

这个典故，是说刘秀想要整顿田亩，但是偶尔在陈留官吏上奏的简牍上见到一行小字，说：“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东海公刘阳（即后来的明帝刘庄）当时年纪还小，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在说度田问题——“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南阳、河南，紧密相邻，亲信显贵无数，这是刘秀起家的基本盘啊，他怎么肯跑到根基不牢的长安去呢？

裴轸因此就说了：“若云兵燹残破，今河南不下于关中，则光武都洛之缘由，不可复议于当世。至于‘河南、南阳’之语……文约家乡何在？根基何在？关中、河南，孰者为重啊？”

你……咱老家是在河东，目前尚且落在胡寇手里；你起家的根基是在徐州，后来一路杀来关中，积聚也达一岁。你在河南又有什么根基了？祖逖把司、兖、豫联成一片，经营既久，树大根深，倘若还都洛阳，你能够斗得过他吗？

裴该笑笑，摆手道：“祖士稚非欲夺权之辈也，且……彼有与我东西更替之语。”

裴轸说那更糟啊——“倘若东西更替，则是文约与祖公共弃根基。关西士人能服祖公否？彼须多少年始可底定秦、梁？河南士人能服文约否？设胡寇年内即来侵扰，又当如何抵御？”

到了一个新地方，必然需要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和相当长的时间，去熟悉山川地理，去笼络百姓、豪门，即便你再威名素著、天纵英才，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那么换你去河南，祖逖来关中，双方都在磨合期的时候，突然间胡寇大举杀来，又该怎么办？这对国家而言，并非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