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体系（第2/3页）

君言即法的基础之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却又会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够做到君从法？这是法从君而非君从法，因为墨家在逻辑辩论上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适着重解决了墨子所说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问题。

这些话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没有任何区别。

“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无法解决时代之下信息传播速度过慢和物质基础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在逻辑之内，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时可以让“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同时，又能集众义集权，以施政。

在物质基础不足的时候，这是唯一一种可能变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究就是一句空话。墨家一直认为，以利导人，方为大义，让天下人从天下得利，才能够最终做到“天下兴亡天下人必愿负责”。

这一切又需要开启民智，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譬如吴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讨论“是否给从宋国进口的粮食加税”这种事，就是在鼓动民众争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时的国到底应该是个什么。

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最终才能潜移默化，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便会明白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才会去主动争取。

墨家至今为止的一切政策和评论，又都紧扣“天下”与“利天下”这两个问题，并无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过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过印刷术和辩论，牢牢地保持着“义”与“利天下”的解释权，甚至于对于“英雄”这样的词汇，都让市井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定义。

于义与利天下，天下诸子如今莫能与墨家争。

于天下财富总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天下制度莫能与泗上相较。

于广大百姓之利，墨家如今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世卿贵族是蠹虫，尽可能地团结了商人、手工业、农奴的利益支持，并且提出了一个没有世卿贵族的乐土构想。

于文化制度，墨家终究是中原学派，与儒家争得是“服丧三年”还是“服丧三日”；争的是“视死如生”还是“节葬节用”；争的是“黄钟大吕”还是“下里巴人之乐”。归其根本，那是内部的文化之争，不是夷狄与中原之争。

这种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宣传鼓动、持续了二十年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在吴起身上就可见一斑。

若二十年前，吴起不会对自己的抱负产生任何的怀疑。

不做卿相，誓不回乡。这若在二十年前，确实是说出来可以招致无数人耻笑以为做梦的抱负。

可现在，吴起却觉得这抱负……如同深闺怨妇：旧制度之下，世卿执政，士人难为卿相，于是心生不满，可不满最终所作的决定，却是要在这不合理之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比之墨家所构想的鼎新天下，终究落了下乘。

现在，即便英豪如吴起，受到墨家这些学说的宣传和影响，也开始不可避免地思索自己抱负的意义。

有泗上富庶之珠玉在前，执政治政若想超越墨家太难了，那些原本稍微做一些就可以名垂青史的变革，现在需要做的更多、效果更好才能算得上是施展抱负。

他不是世卿贵族，也没有广袤的封地田产，对于墨家的政策并没有天然的出于阶层利益的本能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