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狄奥多西的受洗和格列高利的任职(340—380 A.D.)（第2/3页）

君士坦丁堡是阿里乌斯派的主要基地和堡垒，大约在40年里(340—380 A.D.)，[17]君主和教士的信仰受到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正统教派的集体抵制。马其顿尼乌斯沾满基督徒的鲜血才登上总主教的宝座，后来陆续由优多克苏斯和达摩菲卢斯接任。他们的主教辖区很容易从帝国各个行省输入罪恶和谬误，大众热情追随宗教的争辩，可以让一大群无聊的城市人用来打发时间。我们也许可以相信一个很有见识的旁观者的描述，虽然他的描述很诙谐，倒也可以让我们体验到宗教的热情。他说：

这座城市充满工匠和奴隶，每个人都是高深莫测的神学家，在店铺里和街道上宣讲教义。要是你想去换一块银子，他会告诉你圣父与圣子相异之处；如果你要买一条面包，等你开口以后，对方的回答是圣子的神格低于圣父；要是你问浴池准备好没有，对方的回答是圣子从虚无之中产生。[18]

各种教派的异端在君士坦丁堡阿里乌斯派的保护下，相安无事地共荣共存。阿里乌斯派尽力确保诸多小教派的依附，同时用绝不宽容的态度，滥用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中获胜的成果。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统治期间完全偏袒阿里乌斯派，本体同一论的残存人员势力衰弱，被剥夺所有公开或私下的宗教活动。有人用很悲怆的言辞说，他们的处境就像是羊群没有牧羊人在旁照顾，散落在山岭里徘徊，或被贪婪的恶狼吞食。[19]但他们的宗教热忱并没有衰退，反而在高压下增长了实力和勇气。瓦伦斯过世时，他们抓住机会，暂时获得了部分的自由，在主教和本堂神父指导下进行正常的宗教集会。

卡帕多细亚人巴西尔和格列高利·纳齐安赞，[20]是世俗辩才和正教信仰极其罕见的结合，他们在当代人物中有卓越的表现。这两位演说家有深厚的友谊，彼此相辅相成，无往不利。他们自认甚至是公认，可与最著名的希腊古代名家媲美。他们在雅典的学院中以同样的热情培养自己自由主义的学习精神；他们在隐退时同样怀揣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在本都的旷野里沉思默想，孤独生活。无论是相互竞争还是因彼此羡慕而产生的一点摩擦，在格列高利和巴西尔圣洁而坦诚的胸怀下，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等到巴西尔从一介平民升为恺撒里亚总主教后，他让全世界，也可能让自己，见识到了他最傲慢的一面。他很谦卑地表示要给朋友安排职务，实际上等于是给人带来痛苦的侮辱，有可能他原本的打算就是如此。

他并没有给格列高利安排一个掌握实权而且显赫的位置，好让他尽情发挥优异的才干。傲慢的总主教在广阔行省的50个主教职位中，选择了状况最恶劣的萨西玛村庄[21]作为格列高利的教区。该处没有水源和青葱的林地，也没有可供交往的社会活动，位于三条道路的交叉口，只有粗野而喧嚣的马车夫不断来往。格列高利勉强屈服于羞辱的放逐。他被任命为萨西玛的主教，但他提出严正的抗议，说他从未与令人厌恶的新娘完成属灵的婚礼。后来他答应去管理家乡的纳济安祖斯教会，[22]他的父亲担任此地主教已超过45年。但是他仍旧念念不忘着要拥有更多的听众和更大的舞台，于是抱着宏图大展的志向，接受君士坦丁堡正统教派提出的光荣邀请。

格列高利刚抵达首都(公元378年11月)，就受到一屋子亲友虔诚而宽厚的接待。这个非常宽敞的房间就被贡献出来作为宗教礼拜之用，取名为安娜斯塔西娅，表示尼西亚信仰的复活。私人的聚会所后来改建成为壮丽宏伟的教堂，等到时隔久远，很容易让人相信此地出现过奇迹和异象，证实圣母曾经亲临并且保护此地。格列高利·纳齐安赞花了很多心血在安娜斯塔西娅的讲道上，在两年之内历尽灵性修为的沧桑和传教事业的兴衰，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阿里乌斯派为他的大胆进取心所激怒，特别把他传播的教义提出来加以警告，宣称要是他再宣讲三个分开而相等的神格，虔诚的群众必会受到刺激，用暴力和动乱来镇压阿塔纳修斯异端的非法聚会。一群乌合之众从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出发，其中有“丧失怜悯他人权利的普通乞丐，有外形像山羊或半人半马的僧侣，还有比耶洗别[23]更可怕的妇女”。安娜斯塔西娅的大门被打破，暴民使用木棍、石头和火把进行攻击，发生了很多起伤害事件。在打架滋事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丧失性命，格列高利在第二天早晨被传唤到官员那里，他称他为死者公开表示信仰耶稣而感到满意。当他从外来敌人的危险和恐惧中被拯救出来时，他那开创未久、势力弱小的教堂受到内部派系的侮辱和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