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康熙阴暗面：盛世之下，干净东西真不多（第2/10页）

晚明前清时代，我国曾经产生过一部伟大的天文历算著作——《崇祯历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说：这是一部“包括当时所有科学知识的不朽巨著”。这部巨著，就是在徐光启所推荐的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等人帮助下完成的。

邓玉函（SchreckTerrenz）是德国传教士，本人是山猫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在世界科学史上成就斐然，与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天文学家开普勒是好朋友，曾经向开普勒介绍过我国的古代典籍《尚书》、《诗经》、《春秋》及《尧典》中对日食和星辰方面的记载。他是在北京去世的，对我国晚明前清近代天文历算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邓玉函死后，最突出的人物就是汤若望了。他对推动晚明时代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极大影响。那时，天文历算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个官职。中国官员非常讨厌这个有可能抢夺他们官位的洋夷，因此，汤若望曾经受到过士大夫们的猛烈抨击，使他受到多方排挤和难堪。崇祯四年，徐光启奏请崇祯皇帝批准，安排汤若望和一批中国天文官员，同时观测一次日食，结果，汤若望的计算与观测分毫不差，那批龌龊官员则丢尽脸面。梁启超认为，欧洲历算学的输入，是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一笔的大事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几乎都出现在那同一个时代。

大清入主中原之初，表现得颇有气象，只要是好东西就敢拿来用。汤若望编制的崇祯历，没有造福大明帝国，却便宜了大清朝，并且一直使用了将近两百年。就此，汤若望受到顺治皇帝的尊敬，威望很高，致使汉族士大夫们十分不安。

但在当时，没有人敢用“华夷之辨”这种意识形态来排外，因为在汉人心目中，皇帝和满族也是“夷”，这使他们很难受。到顺治十六年五月，当时只是江南省歙县秀才的杨光先开始发难，他不太明白西洋历算，对中国历法也所知甚少，但他懂政治。他认为，爱西洋历法十分危险，就像爱虎豹美丽毛皮而将它们豢养在卧室里一样，使用西洋历法就等于让我大清失去了上天赋予的正统地位，就等于奉西洋为正朔。因此，他明确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当时，顺治皇帝很喜欢汤若望，也就没人理睬这位忧心忡忡的爱国者杨光先。

顺治皇帝死后，杨光先再次上疏，受到四位辅政大臣的支持，结果，康熙三年发生了“历法狱案”，第二年，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南怀仁等一批传教士被流放充军，五位支持汤若望的中国官员被处死。而这位杨光先尽管不懂天文历算，却也顺利登上了帝国钦天监最高长官——监正的位置。幸好，此时偏偏恰到好处地发生了一场地震，汤若望方才逃过这一劫。被关了小半年的汤若望，气息奄奄地走出监狱，一年后，死在东堂，位置在今天的北京王府井北大街路东。

这件事情可能给康熙皇帝的影响特别大。许多年以后，他曾经说过：就是因为这场官司，令他发愤苦学。偌大一个帝国，连一部好历法都没有，实在不是件体面事儿。康熙八年，鳌拜等辅政大臣回家玩儿去以后，南怀仁上疏皇帝，控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无缘无故地冤枉汤若望意图谋反，并以同一罪名冤杀五位中国官员。议政会议讨论后，认为这杨光先的确罪大恶极，情节特别恶劣，建议处死，并为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康熙认为，杨光先年纪不小了，驱逐回安徽老家算了。结果，杨光先病死在半道上了。

此后，康熙便迷上了天文历算、数学和几何。他在养心殿附近专门辟出一间教室，里面摆满了最新的科学仪器。除传教士们进献的之外，他还让人仿制了许多，用来学习这些知识，几位有科学根底的传教士几乎每天进宫为他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