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崇祯大败局：死要面子亡了国（第3/10页）

他们建议皇太极，应该借此良机最大限度地谋求实际利益：在土地上以割让黄河以北为上策，割让山海关以东为中策，割让宁远以东为下策；在经济上以迫明朝称臣纳贡为上策，令蒙古各部索取旧有财政补贴为中策，互市贸易为下策。

皇太极十分清醒理性。他特地致信朝鲜国王征求意见，认为要明朝称臣纳贡根本不可能，只要能够达成和议，他愿意去掉皇帝称号，尊明朝为上国，自己愿居属国地位。他明确表示，大清征服的地盘已经巨大，足够统治，征伐战争给双方都带来痛苦，他无意继续打仗，也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只要既得地盘和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其他事情都可以以后再说。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皇太极开出的议和条件在军事上基本以维持现状为主，在政治上做了较大让步，在经济上要求通过互市占些便宜，应该算不上特别苛刻。特别是，在给崇祯皇帝的长信中，皇太极态度持平，隐隐暗示出只要大明诚心诚意讲和，自己还可以做些让步。

就这样，双方实际想法已经十分接近。若就此达成合约，大明将立即从腹背受敌的窘境中解脱出来，得到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后来的中国历史很有可能将就此改写。

谁知，就在此前后，大明朝廷内外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使这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也就此丧失——

陈新甲秘密派往沈阳议和的代表尚未返回，朝廷中已经开始议论纷纷，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堂堂天朝，何至于讲和输款？”就是坚决反对和清讲和的意思。

有一天，一群监察官员在朝房里见到内阁大学士谢升，大家谈起了对清关系。谢升告诉他们：“关于议和的事儿，大家不必多说了。皇帝在奉先殿里抽签，请求上天指示，已经下决心了。”说完，又叹息了一句：“皇帝太喜欢耍小聪明，才导致天下坏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帮监察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再加上大学士如此诽谤皇帝，立即义愤填膺，大家纷纷上书弹劾谢升，说他“诽谤君父”、“大不道”等等，前后达数十封。朱由检大怒，下令将谢升开除公职。

这边沸沸扬扬尚未平息，陈新甲派去谈和的人偏偏赶在此时回到了北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陈新甲竟是如此粗心大意的一位国防部长。他看完来人带回的报告后，随手放到桌子上，就出去办别的事情。他的仆人以为那是一份朝报，便让人拿去传抄，结果，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士大夫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纷纷认为这是误国、卖国之举，络绎不绝地上书弹劾，要求严加惩治。

就在这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崇祯皇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双重重大缺陷：他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曾经密令和谈，下严旨痛斥陈新甲，命令他悔过自新。陈新甲则认为自己一切按照皇帝的指示行事，何过之有？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于是，他以与皇帝同样坚决的态度，拒绝承认错误。急怒攻心的朱由检下令将陈新甲抓进监狱。最后，倒霉透了的陈新甲，竟然被皇帝以私自议和的罪名，下令处死。

经过这一番波折，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自然没有了下文。当年十月，他第五次派遣大军讨伐明朝。从此，大明帝国再也没有机会挽救自己了。

而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已经由河南发展到了湖广一带的广大地区，几乎遍布中原地带。

面临内忧外患，大明帝国和它的崇祯皇帝已经大体没有了有效的制御手段。此时，距离朱由检把自己吊死在景山那棵树上，还有不到一年半时间——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这一年，大清朝发生了许多令历史无法忘怀的大事——皇太极去世，福临继位，多尔衮由辅政王晋为摄政王，大明朝也在焦头烂额之中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