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童贯，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第4/16页）

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童贯晋升为检校太尉，获得武官最高一级职位。也是这一年的同一个时刻，童贯在皇帝的支持下，做了一件迄今为止前无古人的大事：他以副大使的身份，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辽国。据说，这件事情是童贯策划的。原因是此阶段西线无战事，童贯静极思动，想到东北方向的辽国去看看是否有什么机会。

尽管此时童贯的声望如日中天，然而，毕竟这是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外国，因此，还是有大臣提出疑义，认为以一个生理不健全的人代表皇帝出使，实在有碍观瞻，会让人小看为偌大一个国家无人可派。

谁知，徽宗皇帝不作如是想，他相当以童贯为骄傲：“契丹人听说我国有一个童贯，屡屡打胜仗，很想见识一下。正好就此派他去考察考察辽国的情形。”于是，把他的官职加为检校太尉，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以太尉童贯为副使，前往辽国进行国事访问。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那浪漫而轻佻的性格：他不大会让自己被世俗的、传统的、刻板的东西所束缚。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艺术需要浪漫，而政治恰恰需要刻板，需要一丝不苟的规矩与程序。徽宗皇帝的这一次浪漫，为帝国的灭顶之灾和千万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久，童贯终于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崇高的职衔，这也是一项打破历史传统的安排，就是说，也是前不见古人的。又不久，童贯受命领枢密院事，成为全国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军事首长，开了宦官主持枢密院之先河。然后，拜太傅，封泾国公爵，就此，童贯位极人臣，辉煌灿烂。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我们知道，“媪”是老年妇人的意思。

到了此时，至少蔡京心里肯定是明白了童贯的厉害，知道了自己与这个老宦官，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是不同的。

平心而论，蔡京的政治生命力应该算是极其强悍的了。他的一生中，光是在宰相的位子上，就曾经四上四下，执掌相印前后长达十七年以上。其意志之顽强坚韧可以想见。我们知道，蔡京聪明绝顶，在很多领域里称得上才华横溢。一般说来，任何社会的道德指向，大体上都是崇善抑恶的。当一个社会的机制使人作恶而不受惩罚，反而可以荣华富贵时，这个社会的社会机制与文化传统就应当受到永久的质疑；任何忽略了这一点，而去歌颂该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之辉煌灿烂的行为，都应该有理由被认为是卑鄙无耻的小人行径。事实上，蔡京、童贯者流所处的社会，就大致可作如是观。

童贯与蔡京不同。从徽宗皇帝即位起，二十五年间，童贯一直顺风顺水，青云直上。其间，除了晚年收复燕云一役，皇帝略有不满，导致此人短暂离职之外，他始终受到高度信任，甚至他谎报军情、谎报战功、建立数万人唯他一人之命是从的亲军——胜捷军时，皇帝都怡然不以为意，将全国军权全部交到了他的手中。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一般都视宦官为家奴，认为他们已经断子绝孙，因此不会有谋权篡位的政治野心，顶多贪图一些富贵而已。揆诸历史，中国的确没有宦官当上皇帝的事例。但是，皇帝们常常会忽略，为了保住富贵，这些人却是可能谋财害命和帮助别人谋权篡位的，目标当然主要是皇帝的性命和皇位。

导致皇帝格外信任宦官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在偌大的后宫里，皇帝每天只能与这些人朝夕相处，感情上自然不同。

很有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一切，蔡京主动向童贯低头示好。有传说认为，是蔡京先去拜访了童贯；而童贯也意识到了蔡京当朝的重要，于是，二人尽释前嫌，言归于好。这个传说可能有一些问题。当时蔡京贬居杭州，贬居外地的官员，没有皇帝的旨意，一般是不能擅自返回京师的；而在此期间，童贯是否去过杭州，也很成疑问。对此，我们姑且存疑。但有一点则是大致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童贯、蔡京二人在未来的十多年里，配合默契，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