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年朋友（代序）

我有不少未曾见面，或很少见面，却心有灵犀的青年朋友，韩立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记得他在河北某军事院校读书时，我们就因为通信而相识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好读书、喜思考、积极向上的年轻人。直到他从军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路过北京时，我们才见了一面。以后，又通过几次信。在2001年末的一封信里，他谈到了自己参加工作以后，理想的破灭，对现实的绝望。我在12月31日给他的回信里，就特意谈到俄国批评家、教育家别林斯基的一个观点：人的一生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做梦的时代，充满了理想，却不知人事，只沉浸于天性中纯净的世界；以后，人开始接触现实，就会出现理想的破灭，陷入矛盾、冲突和痛苦。我对韩立勇说：“你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而且是初始阶段，以后你介入现实越深，这样的冲突和痛苦越会加深，对此，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接着，我又说了这样一番话——

“这是一个人的一生中的关键阶段，有的人就真的为现实所吞没了，一味地适应现实，根本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而另一些人则坚持着挣扎，既在操作层面不得不对现实作出某些妥协，同时又在对自己原先的理想的质疑中，有所坚守，有所调整，又有所扩展与深入：正是在这挣扎过程中，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这个理想、信念，不是原先未经实践检验，因而不免幼稚的理想、信念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更高层面上的否定中的肯定。它已经化作了自己的血肉，因而是坚定的，能够在与现实的冲突中，始终坚持不变。我希望并且坚信你能够通过人生第二阶段的挣扎达到第三阶段的坚守。”

信的结尾是：“以上这段话就算是我对你新年的祝福吧”。

我已经记不得韩立勇有没有给我回信，但此后就基本没有联系了。我和许多年轻人的交往都是如此：开始时密集通信，以后走上了独立之路，就不免疏远了。从我自己选择的“历史中间物”的立场来看，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后来在编选《致青年朋友：钱理群演讲、书信集》时，我还是把和韩立勇的这封通信收入，算是对我们那段友情的一个纪念。

但没有想到，去年年底，突然收到韩立勇的来信，同时寄来了一本厚厚的书稿。我由此而得知，韩立勇“曾为中文思想区关天茶社版主，现为天涯时空特邀版主”，并且“被网友誉为80年代学术评论中坚力量”。那么，他终于走出了精神的苦闷，找到了自己的路。我突然意识到，韩立勇特意寄来的书稿，大概就是要对我们当年讨论的现实与理想关系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吧。

从表面看，这部著作是对《水浒》的“戏说”，似乎不涉及多么严肃的话题；但作者却认为：《水浒》对“时下中国人”最诱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通过研读其书“明白做人的道理”。因此，他对“才子金圣叹”对《水浒》的评点别有体会，说其所“关心的”也许“不是人情世相”，而是追求“自己做人的境界”。韩立勇大概也追求这样的境界，因此，这本书一方面写得妙趣横生，用当下的流行语言重述《水浒》里的故事，我猜想是活用鲁迅《故事新编》里的“油滑笔法”，古今杂糅之中充满了幽默感；另一方面，又处处可见肯綮的人情事态心理分析，不失深刻的掘疑解惑，自由发挥的评点、议论，掩盖不住的是历史的沧桑感，人生的沉重与无奈。读者初读会不时莞尔一笑，读下去就陷入了沉思，而且终于明白：作者真正要展现的，是他的人生观察、体验和感悟；书的背后、深处，有韩立勇自己。

书的最后一章，讲“好汉们的归宿”，特意点明：“他们每个人都活着，用不同的服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故事，演绎同样的规则”，并发出感慨：“想到这里，我内心总会有一丝痛楚，十年砍柴先生有个口号：告别梁山。是时候了！”——那么，在韩立勇的观察、体验和感受中，我们今天还生活在“梁山”里，梁山中人还在我们周边“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