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一、军阀杀记者

吴、张在北京会晤时，吴愿独力进攻南口，张作霖笑哈哈地对吴说：“敝部悉听二哥指挥，我的部队就是你的部队。”南口攻下时，吴以主帅资格论功行赏，保举作战有功人员，他觉得奉军将领出力最多，应该予以嘉奖。

杜锡珪代阁根据吴的保举单发表一批叙勋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授张宗昌为义威上将军，张学良加上将衔。怎知吴的好意却碰了一个钉子，张学良首先来电坚辞，张宗昌及其他奉军、直鲁联军将领亦表示不受吴的保荐，且云：“本军系奉上将军（指张作霖）命令，叙勋授爵应由上将军查明具报办理。”

张作霖是上将军，张宗昌在奉军中处于养子地位，吴荐张为上将军，张拒绝，当然是做给奉张看的。

张宗昌不只拒受上将军，且有函给吴佩孚，要求改组内阁，并支持孙宝琦继任国务总理，北洋军阀只要军力一大，就要对中央过问，张宗昌何能例外。张函如下：

“前略，现在中央政府，业已成立。当此军务未了之际。应以讨赤为其责任。乃观政府近日举措，殊不尽然，用兵之道，饷项为先。自古至今，断无饥饿之兵，能当大敌。宗昌所部各军，今日所负军事责任，何等艰难重大。政府当局，应如何劳身焦思，以助其功。乃自内阁成立以来，一筹莫展，以我国财政情形而论，固属困难万端，然政府如能处理有方，热心负责，则勉筹一二千万，以应急需，亦非不可能之事。而政府中人，未闻有此。若非全无能力，即为不尽厥职，二者必居其一。且政府对于宗昌等军，形同无视，宗昌屡次派员催促，当面请托，一概置若罔闻，全以空言相向。宗昌欲筹少数犒军经费，携赴南口，迟之甚久，未能足数，无法以慰前敌官兵。诸公高座堂庙，欲以空言驱人效命，宗昌则以何术能使将士用命乎？且用人为国家大政，况当用兵之际，尤以赏功问罪，示天下以公平，方能鼓舞人心，树为标的。即我公驾驭英豪，意欲澄清天下，亦非此道莫由。乃政府近日用人，则异于是，贤才未及登用，功绩未及酬庸。而向与讨赤无关之人，阁内阁外反日日见诸任命。似此用人行政，颇似植党营私，全无功罪赏罚标准，又何以鼓舞将吏克敌立功。以上所云，皆为事实。故以责任政府之义绳之，今日政府，实应负贻误军事之责。除非改弦更张，另组新阁，势必政治未良，影响及于军事。讨赤之事，无法进行，不仅宗昌无以对我公，即我公亦无以慰天下。宗昌愚虑所及，以为今日心阁，兼行摄政，权贵俱重，迥异平时。非得老成硕望，不足以镇中枢。前次曾以管见上尘钧听，以为孙慕老资深望重，中外所知，内政外交，皆为老辈，能于此时请其组阁，当能从容坐镇，以收中外人心。财交等部，职权重要，亦当妙选长才，分担艰钜。设能如此布置，实于今日军事，所裨非小。讨赤一役，庶几能尽其功。否则政府酣嬉于内，军士怨愤于外，大局前途，未知所届。”

杜锡珪代阁又摄政，本来就完全是吴佩孚一人的主张，南口攻下后，张宗昌发言权突然增加，他表示对杜阁强烈不满，然而，奉系方面认为独揽中央大权的机会尚未到临，所以并不积极倒阁。

吴佩孚这时身在北方，心悬南方，因为湖南问题严重，唐生智投靠广东的革命阵营。为革命军打通了北伐的咽喉要道。本来广东方面的革命军，从孙中山在世时起，就致力于北伐军事，因为湖南的梗阻，北伐军不能顺利进入湖南，因此北上之路未通。唐生智驱走赵恒惕以后，由于吴坚决支持赵恒惕和叶开鑫，所以唐生智乃投靠北伐军。北伐军支持唐生智北进，遂使湖南局势日益紧张。湖北方面日日有告急电给吴，吴因为南口没有攻下，无法分身。南口攻下以后，他便亟亟安排返回武汉，指挥两湖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