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三、副总统难产

当徐世昌获选总统发出歌电后，吴佩孚即表示了和北洋军阀不同的意见，他于9月13日在衡阳回答徐世昌的歌电，他说：

“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我国旧国会分子固属不良，而新国会议员不但由金钱运动而来，且西南五省均不选送，似此卑劣不全之国会，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公若就职，民国分裂由公始。师长等不敢为公贺，且将为民国吊。公若趁此未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领袖，敦促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国会议员另行改选，将来总统舍公莫属，此则师长等所为预贺者也。”

吴的口吻完全和西南领袖一样。

9月14日曹锟发表寒电，不提主战主和，只说“阋墙之斗，权利之争，不宜再见。”这等于是反对继续战争。

9月20日吴佩孚回答曹锟的寒电，建议请长江三督继续担任南北间的“调人”。并请加入东海先生（徐世昌）为调人领袖。这个电报得到苏军将领白宝山、张仁奎、马玉仁、杨春普、陈调元等的响应。这是曹锟、李纯两个支系的直系军人大合唱，是新主和派和旧主和派合流的一种趋势。

9月26日，湖南战场上的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陆裕光、赵恒惕、林修梅、黄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联名发出寝电，请“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东海先生出任调人领袖，曹经略使、长江三督帅及岑、陆两总裁同担调人责任。”这个电报将北京政府与军政府平列在前面，是吴佩孚所主稿，向南军将领建议，用联合名义打出去的。这是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联合起来，反对北洋派领袖的第一次。对段祺瑞来说，像是地震，像是火山爆发。以前虽有北方军人主和的议论，可是却不是南北军人联合在一起的行动。现在吴佩孚唱出的“和平戏”，却是全面的，共同的。这个通电到达北京时，安福系的分子慌作一团，他们嚷着说：“吴秀才造反了！”

段祺瑞则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他认为这不是主和主战问题，而是北方将领背叛、通敌、降敌的问题。他要以通敌有据的罪名下令讨伐吴佩孚。但他的左右劝他忍耐，因为主战派已无可用之兵，讨伐令只是虚声恐吓，而吴佩孚现在是常胜将军，不会被吓倒的。

安福系议员邓熔在参议院提出惩办吴佩孚的紧急动议，但另一安福系议员张敬舜（张敬尧的兄弟）反对，因此不提付讨论。众议院议员贺得霖提出惩办吴佩孚的建议，也只能交付审查而无下文。

曹锟在保定，被他的爱将吴佩孚的一连串政治攻势搞得目眩五色，置身无地。因为他究竟是吴佩孚的直接长官，为什么竟没有半点影响力和约束力，所以他很难自解的。

9月30日曹锟不得不发出两个电报，一个电报致吴佩孚，告诫他：“嗣后一切行动必须请命而行。”一个电报致北方各省，表明自己态度：“以此言护法，恐终不能造成法治；以此言和平，恐终不免于战祸。……国家前途，必须中央有所主持，庶几政局重新，乱源可弭。”

段祺瑞虽然不敢下讨伐令，但也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9月30日他以国务院名义通电驳斥了南北军人的联名寝电。随后北洋军人纷纷起而作应声虫，倪嗣冲斥为“谬谈法律，破坏大局”。杨善德斥为“曲说乱真，逞以欺世”。阎锡山斥为“妄谈法律，徒逞私见”。长江二督之一的王占元也认为“吴师长竟与南方诸将领联合署名，不胜诧异。院电驳斥，义正词严。一隅之论，不足以淆惑观听”。张敬尧因为在长沙，对吴不敢过分指责，只说：“敬尧惟知服从中央，不知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