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黎元洪引狼入室（第4/7页）

“现在时艰孔亟，险象环生，大局岌岌，不可终日，总统为救国安民计，于是有本日国会改选之命令。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之一身，特为依法副署，借负完全责任，区区之意，欲以维持大局，保卫京畿，使神州不至分崩，生灵不罹涂炭。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而已。”

同一天黎通电全国，解释自己的苦衷：

“元洪自就任以来，首以尊重民意，谨守《约法》为职志，虽德薄能鲜，未餍舆情，而守法勿渝之素怀，当为国人所共谅，乃者国会再开，成绩尚鲜，宪法会议，于行政立法两方权力，畸轻畸重，未剂于平，致滋口实。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皆在国会，请求解散者，呈电络绎，异口同声。死洪以《约法》无解散之明文，未便破坏法律，曲徇众议，而解纷靖难，智勇俱穷，亟思逊位避贤，还我初服，乃各路兵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际此危疑震撼之时，诚恐藐躬引退，立启兵端，匪独国家政体根本推翻，抑且攘夺相寻，生灵涂炭，都门馆善之地，受害尤烈。外人为自卫计，势必至始于干涉，终于保护，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茹痛，内疚神明。所望各省长官，其曾经发难者，各有悔祸厌乱之决心，此外各省，亦皆曲谅苦衷，不生异议，庶几一心一德，同济艰难，一俟秩序回复，大局粗安，定当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天日在上，誓不食言。”

黎、江两人的电报，都承认解散国会是一件违法的事情，黎的电报显然透出以解散国会为保存共和国体的交换条件。这道命令发表后，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联名通电说：

“民国《约法》中，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江朝宗非国务员，不能代理国务总理。且总统受迫武人，自认非法，所有解散国会命令当然无效。”

6年6月13日，张勋在天津德租界寓所开了一次会议，会后发表通电说：

“比因政争，致酿兵事。勋奉明令，入都调停。……默察各方面之情形，大多数之心理，咸以国会分子不良，力主解散另选。……犹忆国会前度之解散，出于首座领衔之陈请，无非为奠定大局之计。区区此心，窃符斯旨。幸大总统洞烛舆情，俯采众议，特颁明令，解散两院。……勋拟即应命入都，共筹国是。俟调停就绪，即商请出师各省撤回军队。”

张勋邀李经羲到段宅，请段同往北京“共筹国是”，段婉词谢绝，张勋又到徐世昌宅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密谈。密谈的内容是商量复辟。据外间所传，徐向张勋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他以摄政或类似摄政的名义，畀以全部政权；二、把他的女儿许给溥仪为皇后；三、实行君主立宪。张勋回寓后，曾把会谈的情形告诉来访的一些复辟派分子。刘廷琛听了大笑说：“此人真不愧为活曹操”。张勋原来是很敬重徐世昌的，但是这次识破了他的底细，一会儿想做民国的大元师，一会儿又想做“大清帝国”的摄政王和“清朝国丈”，因此由敬重的心理转变为鄙视的心理。

6月14日下午3时，张勋偕同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等乘专车到北京。黎派丁槐、钮传善、方枢为代表，到站欢迎的还有北京军警长官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等。由前门车站到南河沿张宅，沿途用黄土铺在地上，军警夹道警戒，并分段布置辫子军的步哨和岗位，城楼上和墙上都站有全副武装的兵士。这是以前皇帝出巡的气派。张勋的汽车所经路线，先派马队驱逐行人，东城和西城的交通断绝达4小时之久。在警戒线内。行人不能通过，但是一切外国人却不在此限。黎早已传令打开中华门迎接张勋。从民国成立以来，中华门为了迎接贵宾只打开过三次：第一次袁世凯迎接南京政府派来的宋教仁等五专使，第二次迎接孙中山，这是第三次。北京市民从门角弯里偷看“张大帅”，只见他头戴瓜皮小帽，帽子中央嵌有宝石一方，脑后垂有大辫，身穿纱袍，套以佛陀金边的玄色大马褂，脚穿乌缎鞋。这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