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一、梁士诒和请愿联合会

袁称帝以前,北洋政治上的暗潮是粤系、皖系之争,所谓的粤系,是梁士诒系,又称交通系;所谓的皖系便是杨士琦系。梁士诒在民国元、二、三年间,在袁的下面实在是一个权威人物,等于是“幕后总理”,因为他是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承上启下,呼风唤雨,加上他又有实际的财政大权,因此他确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给财政专家的熊希龄总理难堪,使杨度和杨士琦的交通总长先后流产,因此,当时的北京官场,如果走不通梁士诒的路,做官的前程便有限了。

可是,他的势力愈大,其反对力也愈大,两杨就是主要的反粱力量。两杨是杨度和杨士琦。据说当约法会议石开时,袁世凯颇有意思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燕孙是国民党首领,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他不合做这事。”杨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杨拟任交通总长,被粱冷冷地向袁说“皙子对交通外行”,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

民国3年初,总统府中粤、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3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

“别人骂我黄老主义,我实在无所谓。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那时,项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杨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马上走。张文襄竟说:‘两柱虽移植其一,中间则仍留一线。’两柱指项城和庆邸,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武昌起义后,派我当议和代表,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所以我辞职不干。过去两年间,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项城再三电召,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既来则安,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更无所谓,既无做官的必要,亦无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别人骂我是皖派领袖,我就是皖派领袖好了。”梁士诒以交通为基础,而实际上则掌握财政大权。当时北京政府虽有财政总长,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为召集人,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熊内阁垮台后,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有一天,袁对梁说“财政窘迫若此,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梁答:“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袁说“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梁答:“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

梁的力量大,反梁的力量也大,反梁的策略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因为内阁制破灭后,请出总统的老朋友做国务卿,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着绝妙好棋!

所以,梁士诒虽然权重,可是处境也很危险,这可于一段剪报和梁的父亲一封家书中看出。

这份剪报是香港《字林西报》的一篇专稿,描写梁的权力,全文如下:

“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是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极圆滑,不喜大言高论,但求着着踏实,步步为营,以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为其后路粮台。彼又得最好接济之交通部,富源无穷。周学熙去后,彼已运其妙腕,至于财政部,近且大见成功。且更进而着眼于全国实业。现在实业开放政策实倡始于梁士诒。熊希龄等不过随声附和,而收其功者仍为梁士诒。故吾人论中国财政上之实权,除梁士诒外,殆寻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据有最高之信用,近来各种借款,虽名义上为某某签押,而内幕皆有梁士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诒一经手即完全成功。盖梁士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总统之资格,而对外又能迎合实业投资之趋势,故任其所往,无不如意,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总统大权旁落者;语虽不无近似,然曾不思中国财政上若无梁士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撑,恐袁总统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响。外人之信用梁士诒者,此亦为一最大原因。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部,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论,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