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九、杨度和筹安会

袁的帝制活动，有两个外国才子和一个中国才子支持。两个外国才子，一个是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公府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袁搬出这两个洋才子，是有深意的。美国博士古德诺以精通政治学闻名于世，他竟发表专文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那就足以证明中国是该行帝制了；而有贺长雄主张中国改行帝制，有贺是日本法学家，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强国，如果中国改行帝制，则亦将步武日本为亚洲强国了。至于一个中国才子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度。杨在袁的智囊中，代表新派，他自认是袁袖中的一张王牌，不料袁选内阁总理也好，选国务卿也好，总选不上他，他真是一肚闷气。他担任“汉口商场督办”，越做越无聊，民国3年4月辞去这个督办，回任北京的参政，由老袁的智囊一变而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这时袁身边最接近的是内史夏寿田，夏是杨的同乡又兼同学，年少而有才名，其入袁幕也是杨所介绍。内史长阮忠枢虽是袁在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可是他这时鸦片烟瘾很重。另一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张一麐则专任政事堂的机要局长。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按时到公的只有夏寿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变而为袁身边亲信，知道袁的动向和意图。夏既是杨度所介绍，杨、夏关系自是极为接近，夏经常到杨家吃晚饭，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杨也知道。

杨度既然对袁的意图完全了解，乃撰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交夏寿田转呈给袁，袁看了击节赞赏，连声说：“真乃旷代逸才也。”遂把这篇大作寄给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旷代逸才”四字是民国3年5月袁亲题横匾赠给杨度，杨有谢恩折：

“为恭达谢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嘉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改行帝制，袁命夏寿田把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袁初意是想叫杨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丁等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借为帝制打下基础。袁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由杨担任最为适当。不要杨出面，是因为杨和袁关系太深，色彩太浓，杨出面就让人看出这是自拉自唱的戏。

可是杨却愿意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夏寿田转达袁的意见，叫杨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他于是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后来大家遂叫他们为“洪宪六君子”。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20里的大柳树镇。这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以贩布发家，就是孙毓筠一房；小儿子读书，其后人孙家鼐中了状元，做到大学士。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同盟会派他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不幸被捕，杨度曾竭力营救他，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侄孙，所以维护他，仅判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收长，不久被举为安徽都督。后来到北京去，便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二次革命后，孙一面倒向袁，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又组织过宪政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