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圣经（第2/12页）

《我的奋斗》分上下两卷，总篇幅近800页。希特勒不仅要在这部书中展望德国的政治前途，而且还要以半吊子的挥洒文笔，就想到的任何话题慷慨陈词。不论这些话题是婚姻的“唯一”目的（“增加保护物种与种族”），“适当的阅读方法”（“符合自己的生存境况”），还是同梅毒做斗争的重要性（“这是国家的任务”）等话题，统统加以阐说。过了几年之后希特勒表示，除了书中有关梅毒的部分内容着墨过多外，他不会对《我的奋斗》做任何改动。通过书中自传式的框架结构，他还精心地为自己树立了个人形象，把自己描绘成才能非凡，为了德国的利益去重新改造世界的人物——一位由命运选中，在最黑暗的时刻来领导国家（最终领导世界）的政治家兼哲学家。

希特勒声称，他的那部著作“不是写给陌生人的”，而是写给那些忠心耿耿、甘洒热血的“运动支持者”的。但是他也说过，他决定要为“所有的时期”制定基本的政治信条。这几乎不是在谈论党内文件。6相反，希特勒似乎在把他的话语刻在石头上，使之永垂不朽。即使希特勒是在兰茨贝格监狱里写他那部论著，在他看来，其著书立说之举却具有《圣经》般的庄严气度。就像上帝的神圣话语从上天传来，将最后的智慧传授给信使摩西一样，希特勒正在将他在动乱年代的阅读、演讲内容写下来，集结成书。他既是上帝，又是信使。希特勒的思想大多来源于他人，但是他对于各位学说创始人却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尊敬。他在书中表现出的却是一种传播神谕真理的《圣经》般至高无上的语气。

用《圣经》的话语来说，希特勒在打字机前度过的那四个月相当于他在荒原中度过的40天。就像耶稣（据《圣经》福音书记载）以清醒的自我意识和献身精神走出沙漠，摆脱其魔鬼般的诱惑一样，希特勒则摆脱了内心世界中的流放，摆脱了由失败与嘲讽所造成的痛苦。他从此更加明确坚定地认清了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使德国走出痛苦的深渊。当时希特勒是否预料到远离动荡的政坛，迫使自己思考、写作那几个月的亲身经历将会使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目前尚不清楚。但事实上确有这样的效果。

希特勒将自己的粗浅政治直觉改造成了连贯系统（即使还显得极为宽泛）的政治信条。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把自己改造成了他本人政治信条最忠实的信徒。历史学家休·R.特雷弗-罗珀在1953年发表的那篇有名的文章《希特勒的思想》（The Mind of Adolf Hitler）7一文写道，希特勒“不择手段的系统化整合能力”源自他在兰兹贝格监狱关押期间“使思想意识确定成形的那段亲身经历”8。希特勒在要塞监狱牢房里一页又一页地写作《我的奋斗》（当时只称为“我的书”或“我的著作”）期间，也正是他的大部分思想意识确定成形的时候。希特勒表示“我对于从前仅凭直觉理解的许多事情终于有了明确清醒的认识”。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时期他的学识和理解能力大有提高，“使我的思想观念具有一种水到渠成般的历史底蕴”。概括来说，他发现了一些“事实”可以支持自己的偏见，并使他相信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完全正确；他的自我信念不再“可能被任何因素所动摇”。在他的心目中，这便完成了他由一个鼓手——主要的宣传鼓动者，向领导者的转变过程。可以说，这一时期希特勒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终成为一位不把德国掌控在手中就决不罢休的人物。这也是朝着自我合法化迈出的最后一步。在希特勒的履历中看不到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转变证明。

希特勒当时也在忙着塑造伟人形象，而他本就是伟人形象的匿名候选人。他非常强调“人格魅力”在政治变革中所具有的极大重要性。“人格魅力是无法替代的，”他写道，“那不是呆板训练的结果。那只能是承蒙上帝的恩惠天生具有的优点。”希特勒所说的“日耳曼民族体制”，需要一种合适的人格魅力。在这种民主体制中，“领导人是选出来的，但却拥有众人无条件服从的权威”。这便是元首负责制原则，它可使希特勒一旦大权在握便能掌控一切，无人敢于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