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艰难之开端（第4/19页）

咸丰八年（1858）四月，英国军舰进犯天津，咸丰皇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纱纳到天津解决相关问题，又派耆英以侍郎衔，前往天津办理洋务。英法联军以武力威逼清政府，耆英又犯了“软骨”的老毛病，不敢和洋人正面交锋。他不仅和桂良、花沙纳在商会的窗下抱头痛哭，还擅离职守私自回京，谎称面陈机要，结果遭到言官的弹劾，请求咸丰皇帝判处他“绞监候”。

对此，肃顺认为这对很长时间以来都向洋人卑躬屈膝的耆英来讲，实在是太轻了，于是奏请咸丰皇帝，希望能下令让耆英自尽以正国法。咸丰皇帝批准，传令耆英自尽家中，至此道光皇帝在位时求和派的两大核心人员穆彰阿和耆英全部倒台。

从当时大清帝国处处受洋人压制欺辱的角度来看，肃顺奏请判处耆英自尽，是他坚持“申国法”的表现；不过从政治斗争角度来看，肃顺已经成为咸丰皇帝的首席宠臣，那就意味着老皇帝道光的那些宠臣就要永远地退出政治舞台。在政治舞台中，宽容、仁慈者都是幼稚的东郭先生，铁腕与强势才是永远的主旋律。

咸丰皇帝即位之后，采纳曾国藩的“转移之道”，重用肃顺和诸多汉族大臣以及罢黜道光皇帝的宠臣，是其整顿朝纲的三个重要举措。如果抛开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单看当时朝廷内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的大清帝国颇有一番新气象。然而，其实我们都知道，清廷的上空，已被乌云所笼罩。

2. 最初的失败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大力整顿朝纲，想要大展宏图，广西的“拜上帝会”组织则在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领导下，开始走出乡野田间，逐步实施“大计划”。当咸丰皇帝重视起“拜上帝会”这个组织，想要将其绞杀时，已经为时晚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谁都没有重视起初还在乡野田间里传道布教的这伙儿“长毛贼”。

洪秀全、冯云山还在广西桂平发动群众的时候，时任广西巡抚的郑祖琛已经接到下属的报告，说有一伙人聚众宣讲西洋教义，只是这位巡抚大人丝毫没有重视，根本就没将此事上报。等到后来“拜上帝会”已经形成规模，开始武装对抗清政府时，郑祖琛才不得不以实情上报给两广总督徐广缙，但也只是泛泛地说“会匪在桂作”，并未明确报告“拜上帝会”已经发展成农民起义之势。

在此之后，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层层上报，等到了咸丰皇帝那里，消息已经被削弱成“当地农民聚众闹事”的小儿科事件，最后还是因为兵科给事中袁甲三等人上疏弹劾郑祖琛“欺饰弥缝”“养贼酿乱”等罪状，又有广西绅民进京奏陈全省现状，咸丰皇帝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这才急召大臣们谋划平乱之策。

经过和诸多大臣慎重商议，咸丰皇帝决定调集精兵分路进入广西对“拜上帝会”进行会剿，同时将广西那些面对“拜上帝会”束手无策的官员们免职，调任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让云南提督张必禄自云南进入广西协同作战。不久后又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署广西巡抚，入广西督师会剿事宜。可让咸丰皇帝没想到的是，林则徐接到任命后，在自家乡前往广西的途中于广东潮州普宁县病逝，随后张必禄也病逝。钦点的三位入桂将帅病亡了两人，不得不让咸丰皇帝放弃了第一方案，另派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周天爵署广西巡抚，一同进入广西镇压“拜上帝会”。

然而李星沅和周天爵没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当时李星沅很是轻视洪秀全，厚集兵力全力进攻金田村，在他看来只要攻下“拜上帝会”的老巢，洪秀全这伙草贼就会一哄而散。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报中提出：

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政、洪秀泉（全）等私结尚（上）帝会……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