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阿法出庭作证及其后不知去向

王阿法，又作王阿发，河南人，一说湖南人。[3]他是应夔丞曾试图收买充当杀手之人，又是案发后数次在会审公廨出庭作证之人。他与应夔丞究竟是何关系，在刺宋案破获过程中扮演过怎样的角色，后来结局如何，这些问题都是过去没有讲清楚的。

宋教仁被刺第二日，国民党人陆惠生就从前任“东方招抚使”张秀泉及其护兵邓文斌（又作邓文炳）处获得一条与案情相关的重要线索。[4]据张秀泉讲，宋教仁被刺前数日，邓文斌曾告诉他说：

有友人以事相属者，曰某大人欲置一人于死，询余能任此役否。余即偕之往见所谓某大人者，顾不相遇。其后余以事关人命，不欲冒昧从事，遂辞复不往。因夫〔未〕悉其究竟，不知所谋者如何人也。[5]

宋教仁被刺后，张秀泉想起邓文斌所言，“即询邓以某大人之姓名，及往见之场所，讵邓皆忘之”；“又询其友人之姓名，则为王阿发”。张秀泉判断此事必与刺宋案有关，于是告诉了陆惠生。陆惠生“急使人召邓来，啖以重利，使速觅王阿发”。在宋教仁被刺第三日，邓文斌找到了王阿法，经陆惠生“研问再四”，王阿法终于道出实情。[6]他说：

余业贩骨董，至上海数月矣。前有友人曰胡〔吴〕乃文者，授余一函，嘱持之至法界之文元坊（在西门外）谒一人，曰应桂馨，其人多财，当有所交易。余受其函，即持往文元坊谒应，见其门外有榜三：曰某某经租账房，曰国民共进会机关部，曰江苏巡查长公署。既而见所谓应桂馨者，为一长身瘦削之人。余出胡〔吴〕函后，即以画卷一幅，向其求售，渠却之，余遂辞出。后数日，又往，值渠方在隔室与一人言事，虽不甚辨其所言，但闻云：此事若成，则可得酬金千元。又云：此事必须速做。既而出见余，余以某境状之显贵也，意其交游必多，以有胡〔吴〕乃文一函之介绍，遂向之求事。渠遂告余，谓方欲置一人于死，其人报馆之主笔，大不利于今总统袁世凯，如余能胜此任者，则事成当以千金为余酬。言次，出一照片示余曰：欲死之者，即此人。此照片为一制就之明信片，片之四围，皆已剪去，唯其背面有铅笔书“渔父”二字。余当以不能为此等事却之。渠又询余有友人能任此役否，余忽忆及邓，素知其饶胆略，因即向应言之，应嘱余招邓往晤。余出寻得邓，即告以应之所托，且偕之往见应，值应他出未见。既而邓以此事不能冒昧承任，遂不复往晤。其后三、四日，余又于途中遇应，应一见余，即停车招余作耳语，谓：前日所言之事，汝及汝友既皆不能为，则慎勿泄之于人，否则汝性命不可保。余唯唯。应遂驱车去。其后未之见矣。[7]

由王阿法所述可知，他总共去过应宅三次。第一次是携带吴乃文介绍信去，求售画卷，但应夔丞未买。第二次是去求事做，应夔丞提出可否帮忙置一人于死地，并出示“渔父”照片，王未敢允，但答应找友人帮忙。第三次则是王阿法偕邓文斌去应宅，但未能见到应夔丞。王阿法第一次去应宅时间，据应夔丞讲在3月1日或2日，[8]王阿法本人在3月24日接受会审公廨襄谳员聂榕卿研讯时说“与被告在一月前，由友人、前在汉口为洋行买办之吴乃文介绍，始与相识”。[9]也就是2月底与应夔丞相识。因3月1日或2日接近2月底，因此两人所说时间大体吻合。王阿法第二次去应宅时间，据上引材料判断，是在应夔丞决定杀宋之后，从王阿法隔墙听到的话可知，当时应夔丞正在物色杀手。如前所述，应夔丞等决定杀宋是3月9日，因此，王阿法第二次去应宅，必在3月9日后。在第四次预审时，应夔丞律师爱理斯曾问王阿法：“汝何时认识应桂馨？”王答：“约在案发前十日。”[10]第五次预审时，爱理斯又问：“汝到应宅之第一次距刺案发生约几日？”王答：“十日。”[11]王阿法的回答看似与其3月24日的回答自相矛盾，实则是因他对“发案”起始时间与爱理斯理解不同。爱理斯理解的“案发”时间是3月20日，即宋教仁被刺当日，而王阿法理解的发案时间是应夔丞出示“渔父”照片，要他致死其人那一天。王阿法说他“约在案发前十日”与应夔丞相识，并说这一天距离“刺案发生”刚好十日，则他第二次到应宅应是3月10日或11日。据王阿法讲，三日后他又去过一次应宅，[12]则他第三次去应宅，是在3月13日或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