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应经洪邀入京见袁

在帮助应夔丞取消通缉令，顺利就任江苏驻沪巡查长之后，洪述祖继续为其活动“中央加委”职任及“叙勋”之事。由10月29日信可知，洪述祖先在袁世凯前为应夔丞讲了不少好话，得到袁世凯许可，令洪述祖转嘱应夔丞就如何解散共进会“具一条陈前来”。于是，洪在函中具体指导应夔丞应如何撰写禀帖，写成后由他转陈大总统，“缘说歹话人多”，有了这个说帖，大总统就好为应夔丞说话，并据以“任命或委任”职务。这里当然是指在“江苏驻沪巡查长”之外，由中央另外“加委”职务。函中所提“前之表叙革命时之一书”，则指应夔丞自叙革命履历，为“叙勋”所需要，故洪述祖要其连同禀帖一并寄来。其底稿现存北京市档案馆共进会档案中，共有两份，均为手书稿。其中一份开头有应夔丞所写如下一段文字：

为叠获洪君来书，催报功绩，并筹备江南治安计，嘱予呈报中峰。鄙言无志出山，更无功可叙，□治计画又与政府所定者不同，欲置之不答。今中峰情殷求治，虚心以求，由赵总理叠令洪君婉词询商，又两电来催，顷复专使坐索回件。予固却不获，但自问光复无功，学浅才疏，既奉诚意下问，欲将上年所经事实，摘叙以陈，并不加以□藻，即烦洪君改润转递。[178]

体察此段文字内涵，“中峰”即袁世凯，“筹备江南治安”即洪述祖要应夔丞呈递说帖之目的，“催报功绩”则为“叙勋”。可以看出，洪述祖办事态度主动而积极。为此，他开始谋划应夔丞到京城与袁世凯见面之事。就在10月29日“公事信”后，洪述祖特别加一“私函”，一方面告诉应夔丞螃蟹已经收到，“惜已死过半，不便送总统，仅检送二大篓与总理而已”，另一方面建议应夔丞来京一行。私函写道：

最好吾弟来京一行，轻车减从，一见大总统、总理，必能赏识。如必需款成行，可用电来说其所以然（此电止说此事，不夹别事及私事），由我转呈，或者能稍发，亦未可知。大总统前说允发，而日来大借款不成，京中穷极，应须原谅。[179]

由“大总统前说允发”一句，可知洪述祖之前向总统提出过给应夔丞发款之事，并得到允诺，这才在“私函”中为催促应夔丞来京，告诉应夔丞可设法由中央发给其一笔款子，并教给应夔丞应当如何操作此事，具体讲就是由应夔丞向中央专门发一电报说明需款缘由，然后由洪述祖转呈大总统。洪特别叮嘱，“此电止说此事，不夹别事及私事”，一方面是要向中央表示专门请款之意，以示郑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此举装饰为“公事”行为，掩盖其图谋私利的动机。但无论如何，洪述祖借机谋利之心已昭然若揭。

10月30日，洪述祖又寄一信与应夔丞，询问：“日来情形若何，能北来一行否？至盼覆示。”[180]11月1日，洪述祖再写一信与应夔丞，此信没有通过邮局寄送，而是由洪述祖专门派一名叫“刘松”的人乘船送往上海。信中写道：

吾弟来信如系公言，可由书记缮楷（以便上呈），除你我私信方亲笔也（余外均预备送大总统阅）……足下何日北上（能来与否，速商办法），乞示。[181]

由此信来看，洪述祖显然欲借办公事之机以逞私谋，故特别与应夔丞约定，以是否“亲笔”来区分“公言”“私信”，有防备泄密之意。事实上，洪述祖10月29日函就已经采取了将“公事信”与“私函”区分的做法，“公事信”谈应夔丞特赦及加委职任之事，“私函”则谈索款之事。这说明洪述祖确有借办公事之机获取金钱利益的目的。同时，“除你我私信方亲笔也”一句还告诉我们，此后洪、应之间往来信函，凡属二人“亲笔”者，均属“私信”，非第三人所知，这一点对于判断袁世凯、赵秉钧与后来宋案各环节是否有关，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而由“余外均预备送大总统阅”一句可知，即便是公事，洪述祖也是直接向袁世凯报告，而不是向其顶头上司赵秉钧报告，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袁、洪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赵秉钧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不过是边缘人，甚至可能完全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