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开皇之治（第3/18页）

何妥同志是苏威多年的政敌，他这个话，主要是为了指责苏威不诚实，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朝内某些知识分子，对这种生搬硬套的“孝”，是不敢苟同的。

反对的人中，还包括李德林，他的意见则更加击中要害，他认为“孝”乃人之天性，根本无需设教。李德林这么说，自有自资本，他青年时代有过“年十六，遭父艰，自驾灵舆，反葬故里。时正严冬，单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十六岁”的表现，对于“孝乃天性”这句话，自是有其深切体会。

当然，也正因为李德林说话切中了要害，所以，大大触怒了杨坚，何妥反驳苏威时，杨坚只是一笑置之，而当李德林发言时，杨坚却勃然大怒，严词反驳：“……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不当说《孝经》也。……”

李德林反对“设教”，并不是说他反对“孝”，而是说，他反对杨坚所提倡的“孝”，因为，杨坚和苏威所提倡的“孝”，乃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孝”，是泯灭人性，口号式的“孝”，他不认为这样的“孝”能有什么意义。杨坚的这种“孝”，就是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所说的“吃人的礼教”。

李德林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是有的。苏威把这“五教”，不仅应用在了北方，还应用在了南方，试图全国推行，北方由于隋朝统治基础比较牢固，没有出现反弹，而在南方，老百姓对这一套就很不客气了——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

由此可见，杨坚的这套意识形态式的灌输，并不得民心，然而，可惜的是，即便如此，杨坚本人却也找不到更好的教化方式了。

从一个“孝”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杨坚的缺点，他治国过于条框化，缺乏想象力，显得生硬而刻板。当然，这跟他的生活背景是分不开的，十三年的寺庙生活，而后在北周政治圈中的浸淫，都造就了他严肃有余而活力不足的特质。

杨坚的“苛”字，还表现在他对臣下的猜忌上，《资治通鉴》记载：

上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杨坚很重视对官员的监察，发现有过失，都会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这招很损，故意派人行贿，如果有哥们不长眼，那就对不起你了）。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这是杨坚最残暴的地方，喜欢在殿庭打人，有时候一天能处决四个，最牛逼的是，甚至有哥们因为过于仁慈，举杖打人不够狠，直接被杨坚拉出去砍了……）。

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上不纳。（高颎、柳彧都认为在朝堂上杀人不好，但是杨坚不听）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上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上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来还是杨坚问起了田元，说我的杖责重不重，田元说很重，还说明了为什么很重，杨坚这才不情愿的在殿内撤去了廷杖，才让有关部门接管了刑罚的工作）

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上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廷杖是没了，但是杨坚还是抑制不住杀人的冲动，有哥们说了两句高颎的坏话，居然被杨坚活活用鞭子抽死，后来杨坚一想，有没有廷杖，反正都得杀人，干脆摆回来吧，还是廷杖用着比较顺手）未几，怒甚，又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上不从，竟于殿廷杀之。上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不久后，又开始在殿庭杀人，甚至连劝谏的也一块被杀。但是可笑的是，杨坚不检讨自己，反而怪罪底下人不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