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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师道，这件事倒提醒了我。皇上既恩宠于我，我便应当对得起皇上。皇上现今再过分地陶醉于歌舞升平，沉溺于琴棋书画，恐怕是不行的，该规劝时便当规劝些了。

蕙儿道，姐姐倒是一片良苦用心，只是皇上未必听得进去。师师道，听进去听不进去是皇上的事，但当劝而不劝，就是我的过错了。

其实规劝赵佶多用些心思钻研政事，注意洞察时局，高瞻远瞩，励精图治，使其做一个不为佞臣所左右的有道明君，是李师师早就存有的想法。只因每每不愿扫了赵佶的兴头，于那酒酣耳热之际，这些话涌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这一回赵佶讳疾忌医地一发火，倒令师师下定了规劝的决心。此后赵佶再来玩乐时，师师便开始婉转地向他劝导些应多理朝政、多用良臣、多察民情、多纳忠言之类的话。

但赵佶对这些话很不愿听，很觉厌烦，认为师师喋喋不休地聒噪这些话，纯粹是闲来无事吃饱了撑的。加上那个“反诗”事件留下的芥蒂，他与师师之间的裂痕就开始凸现出来，并渐渐地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师师和赵佶都明显地意识到了这条裂痕的存在，都为此感到很苦恼，都希望通过努力能够消除掉它。然而事与愿违，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终使这条裂痕扩大成了一条难以弥合的百丈鸿沟。

这个重大事件乃是一场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阴谋和悲剧。它发生于远在江浙的童贯征讨方腊大军的军营里。但对于它的酿成，宋徽宗赵佶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原来当童贯奉旨执掌南征帅印之初，便曾与蔡京、高俅有过密谋，打算借此机会将宋江部队消灭掉。蔡京、高俅让童贯在战场上做手脚，童贯让蔡京、高俅在朝堂上多配合，一个必欲将梁山泊人马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新阴谋就此悄然出炉。

请旨将宋江部队收归南征大军麾下，是这个阴谋的第一步，这一步很容易地便实现了。到了沙场上，童贯就开始施行阴谋的第二步，那就是利用统帅的职权，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有意地去消耗宋江所部的有生力量。但凡遇上强硬对手、坚固城池、险峻阵势，无一例外即命宋江所部去拼杀。你不是先锋官吗？你的使命就是逢山开路，遇水铺桥，这条血路你不去拼让谁去拼呢？

宋江他们明知这是童贯在公报私仇，却不能不遵从他的帅令，因此只好尽量多在战术上下功夫，力求采取既能克敌制胜又能避免重大伤亡的作战方案。好在宋江周围的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林冲、关胜等文武诸将，均为有一定实战经验的英杰，又能洞悉农民起义军的弱点；而方腊麾下部队虽然人多势众，声势浩大，却多为在短期内聚集起来的成分混乱的乌合之众，皆未受过稍稍正规一点的军事训练，在战略战术上混沌无知，因而宋江所部就能够做到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以较小的损失获取较大的战果，于征途上连连陷城破寨，收复失地，横扫敌营，势如破竹。

童贯看到这个情形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南征战役进展顺利，眼看大功唾手可得，将来最大的功绩自然是属于他的，可使他在朝中的地位又增砝码；忧的是他从中再一次地领教了梁山泊英雄的厉害，更明晰、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倘若这支部队保留下来，必为自己的强劲对手，因此就更加坚定了要除掉这一帮活虎生龙的英雄的决心。

于是在发给朝廷的战报上，他只是反复吹嘘由于他的英明指挥而令贼寇望风披靡，吹嘘他的嫡系禁军作战如何勇猛、如何毙敌千万、如何战果辉煌云云，对宋江这支先锋部队所建下的战功和所做出的牺牲只字不提。相反地，倒是在每次的战报中都不厌其烦地告宋江的状，说宋江目无军法，不服管束，在战场上时常自行其是，殊难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