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第3/14页）

官府推卸责任，士绅同样无能为力，“南海县著名各巨匪自经大宪派员严密缉查，即衔局绅刺骨，时时与之为难，甚且骚扰市廛”，使得一些地方闭门罢市。“日来公局悬赏购拿，谓能拿获匪党者，每名给赏花红洋银二千元。匪党闻之，复向局绅索取此款。局绅无奈，避匿无踪”。[18]

官绅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应对盗匪横行，于是谋求合力。1899年6月，广州《博闻报》报道说：“西樵同人局绅董黄德华等，以土匪区赤肋申等纠党横行，具禀抚辕，请即派兵弹压。”广东巡抚鹿传霖批示曰:

据禀区赤肋申、区标各匪，在西樵一带纠党横行，请添兵驻扎江浦，以遏乱萌等情，不为无见，现在举办保甲团防，原以佐兵力之不足，古人守望相助，洵属良策美意。今匪党猖獗，为该绅等桑梓切盾之灾，亟应认真整顿团练，自卫乡里，加以派去关都司等所带营勇数百名，亦不为少，俾即会同设法分头查缉，将著名盗匪悉数拿获解办。果能官绅合力，自不难逐渐剪除匪类，以靖地方。[19]

南海开办保甲团练，由来已久，1898年底，再度奉旨办团，“义主寓兵于农，期于人尽知兵，以树自强根本”。所定《南海县保甲团练章程二十六条》，强调此次办团与寻常取效一时者不同，必须官绅合力，以官率绅，以绅劝民，“团练必托始于保甲”。具体办法是：县分九属，各乡设一大团，以各乡局绅为团绅，各项事务由各绅会同妥议，禀官给谕。并针对盗匪与地方宗族组织联系密切的特征，总结历次办团无效的原因，在于“各乡虽有图甲，户口迄未清查，此匪徒所以得而托足也”。因此须由团绅督同各乡绅，挨户详查各户位置、家长、人口、性别、年龄及壮丁幼丁数目等情形，发给牌照，使盗匪无法藏身。[20]

不过，从盗贼横行无忌的情形看，该县官府只是“虚应故事，并不实力奉行”。有鉴于此，鹿传霖“特饬南海县杨邑尊加意整顿，不得视为具文。邑尊接奉严谕后，即与绅士筹商，想不似从前之玩怠”。[21]

地方官府的亡羊补牢，似乎为时已晚。9月，清政府接到奏报，“据称广州府属西樵一带，巨匪区新等聚匪千余人，布散各处，联盟拜会，恣出劫虏”[22]。这时官绅相互维系的统治链条已经断裂，不仅失去对于社会的应有权威，连自身的生存安危也成问题。香港《循环日报》报道:

南邑西樵土匪不靖，官绅筹剿筹防。兹闻大岗墟有质库，系某大绅之业，日前匪辈致函打单，绅未允所求，惟止当候赎，以避其锋，仍照情禀官，请兵剿办。匪由是忿恨益深，现在匪势日恣披猖，官兵剿办未能得力，绅惧祸生不测，闭歇质库，禀缴牌照，避地他去。[23]

而官兵剿办不力，原因之一，是其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署顺德县李家焯卸任，贼来打单，无所忌惮，民不堪扰。”[24]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时，李家焯任缉捕委员，对于破坏起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清政府官员中可称能吏。区新等人居然向他勒索，可见社会治安败坏不堪之一斑。

对于地方治安，官吏历来尽可能地敷衍了事，以免遭到牵连追究。然而一旦遮掩不住，同样会危及自身的地位乃至身家性命，便不得不奋力一搏。南海县令杨荫廷知道大事不妙，亲自“督带全班缉捕快壮差役及清乡营勇二百名，驰诣杏头乡，驻扎社学，随与乡绅妥筹剿办之策，即于十四日之晚亲乘小轮，溯流详览形势，即回行营，会同关、石二游戎分派勇役，握要堵截，相机进攻”[25]。随行还带有站笼一具，刽子手二名，“如获正匪，即就地正法”[26]。经过一段时间的督剿，似乎有所收效，两广总督谭锺麟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