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时问不光是军队(第3/7页)

当时,黄达宣从未听过“周福成”这个名字,不知道周福成是国民党八兵团司令官兼五十三军军长——这时是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

不到一天时间,一连划拉一千多俘虏。“世合公”银行后有个操场,列好队,黄达宣亲自挑选“解放战士”,个头没他1。75米的不要。看中一个拨拉出来一个,拨拉出来八十个。一报数,少一个。他一眼就瞅住俘虏堆中一个大个子,说∶你怎么又回去了?那大个子说∶我想回家。黄达宣说∶东北解放了,关里没解放呢。说着,又给拨拉过来了。

这个“大个子”,就是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中将。

有的老人说∶黄达宣抓了个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官,还给我军“拨拉过来”个中将副总参谋长。

过去说就说了,当了军长,成了上级,还这麽说。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说∶军长,你再别说了。徐惠滋说∶老连长,这是历史呀。

三月三十一日晚,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周福成,将指挥权交给五十三军副军长赵镇藩,躲进“世合公”银行甩手不干了。兵团参谋长蒋希斌,命令机关各处、科原地待命,等待解放军接收。参谋处长戴鸿图,通告各部队也照此执行。

树倒猢狲散,守军纷纷树起白旗。有的将枪炮车辆堆列好,拿着花名册等待“共军”,有的驾着吉普车,上街寻找、迎接“共军”。在辽西,一个女文工团员喊一嗓子,就能聚来一群溃兵。在沈阳,一个班、排长带几个战士,就能接收一个团。

有点挑肥拣瘦的,是都要向正规军投降,不爱向独立师交枪。有的还坚持要举行个“正规”仪式。在长春投降的新七军,也是如此。

有点火药味儿的,是关于“起义”,还是“投诚”的争执。

五十三军,作为张学良带进关内三十万东北军剩下的唯一一个军,也作为防守沈阳的主力,共产党曾派入“内线”策动起义,五十三军内部也有人想起义,都因为周福成而不能成功。十月二十七日,沈阳已危如累卵。他的女儿带着“张大帅”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赶来劝他起义。他火了,竟要枪毙亲生女儿。

如今,周福成被带到十六团后,一再坚持自己不是被俘,而是“投诚”。

一些守军则纷纷要求“火线起义”。

十一月一日上午,驻守在铁西区北路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于师),派代表找到二纵五师十四团,邀十四团派代表去总队谈判。总队长毛芝荃和副总队长佟道,要求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邦佐不同意,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撤到指定地点集中。毛芝荃和佟道说解放军有位“周政委”,已经答应他们“起义”了。不谈了,去五十三军军部找这个“周政委”,根本没有此人。

下午又谈,一方坚持要求“起义”,一方坚决不同意,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

“起义”,还是“投诚”,关系前途和命运,当然非同小可,是个“原则问题”。可是,当十四团部队逼近总队司令部,迫使警卫排放下武器后,也就没甚么“原则”可争执的了。

拚死拚活,好歹算从辽西逃回沈阳的新三军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也要求“火线起义”。

比较曲折复杂的,是驻守在沈阳东郊的新1军暂53师的“起义”。

做为王牌中的杂牌,辽西战役后期,师长许庚杨就酝酿起义。10月28日,辽北军区和所属独1师进至东郊,许庚杨即派人与独1师晤谈,要求起义。10月31日,辽北军区同意暂53师所属三个团为起义。

当天,“林罗”两次来电,批评辽北军区先斩后奏,认为暂53师是在大兵压境下迫于形势,不能算起义,应按“反正”(即投诚)对待。

但协议已经达成,代表已经派出,功城和起义即将开始,来不及改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