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袁世凯出山，为何只能抛弃大清，接受共和？（第2/3页）

宋教仁成功向黎元洪“夺权”

九次起义失败之后，老牌革命党人的势力跌到了谷底，可以说既无一兵一卒，又无一分一厘，老牌革命党人一直在利用帮会分子发动起义。包括孙文在内，老牌革命党人对武昌兵变是不知情的，既没有在事先策划这场兵变，也没有在现场领导这场兵变，这场“革命”本身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但老牌就是老牌，新军一旦开始“革命”，他们就发现原本要“清剿”的对象具有作为旗手的威望和号召力，双方又站在了同一战线。 此时的黄兴和宋教仁也是既意外又兴奋。很显然，如果能利用和领导革命的新军，老牌革命党人就能最终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把革命引向共和革命！ 习惯武力的黄兴想立即赶到武昌去，他认为凭着他这么多年在起义领域的影响力，只要他亲自去武昌指挥，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作战，掌握湖北革命新军的领导权不是没有可能。 但宋教仁否定了这种想法。他认为，有了武昌的带头，各省很快就会跟进，酿成独立的风潮，各省的军方实权人物会摇身一变为“革命的都督”。这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不过是看到“革命”已经代表着权力走向，趁着天下大乱，打着“革命”的旗号争权夺利而已。老牌革命党人确实必须利用和领导这股“革命力量”，但由于错过了武昌兵变，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老牌革命党人就只能悔恨了。因为湖北大局已定，黄兴只有指挥作战的能力，本身没有军队，再去一定只能屈居黎元洪之下，掌握不了军权，更别说领导权；另外，湖北前线还有袁世凯这个强劲的军事对手——即使是黄兴指挥作战，也绝不是他的对手。所以眼光千万不能局限于已经独立的武昌，而应该看到“革命的趋势”，抓紧去另外一个能够以老牌革命党人的政治优势来开辟新天地的地方——南京。 在广大汉人心目中，南京一直是反满中心和“革命圣地”。几十年前，太平天国定都于此。它还是长江以南最重要的战略城市之一，进可以挥师北伐，直捣京城，退也可以守住东南半壁江山。而在宋教仁看来，更重要的是，以南京为中心，辐射的是江苏、浙江、上海等大清东南富庶之地，这里有一大批有钱有势的士绅和实业家（即原来的立宪派）。早在慈禧时代，她迫于形势不得不在立宪改革中“开了一道口子”，一步步勾起了立宪派“参政”的强烈愿望；载沣上位，把立宪旗手袁世凯赶跑，自己在立宪改革中却是进退失据，一边迫于形势进一步勾起了立宪派更大的野心，一边又试图走走过场加强皇族集权，立宪派的心早就凉透了。现在，他们会强力支持东南区新军将领闹革命，充当他们的“钱袋子”，只要南京的“革命势头”一起来，风头一定会盖过武昌。 也就是说，在南方，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经济地位，南京都比武昌更能号令天下，这就是趋势。在这个趋势之下，南京地方实力派的情况是有兵有钱，有对大清朝廷“叛变”的需求和动机，他们要的不仅是独立，还要让南京成为未来中华民国的首都。只要黄兴、宋教仁这些“革命旗手”弃武昌而去南京，南京各方势力一定会因为追求内部平衡以及压过武昌而把他们推向前台。这就是老牌革命党人在南京的政治优势。 不得不说，在老牌革命党人没什么实力的情况下，宋教仁的这招也算是“空手套白狼”了，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冷静和远见。然而黄兴在这一点上就是想不明白，他坚持先去武昌“指挥作战，掌握军权”。黄兴确实是一个勇敢的人，不过，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眼光的勇敢，这在政治家眼里恰恰是局促和小家子气，正如袁世凯后来评价黄兴“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宋教仁想必是很有同感，他实在是说服不了黄兴，没办法，只好暂时先跟随黄兴到武昌，想办法向黎元洪“夺权”！ 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抵达汉口。也是在前一天（27日），载沣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开始出山，并在11月1日率军攻下了汉口。与此同时，袁世凯派出了使者和黎元洪谈判，告诉他们：大清回到君主立宪的道路上，汉人有了更大的权力舞台，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回来？你们也不想再被我打吧（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 新军都是袁世凯一手创立的，打不打得过袁世凯，黎元洪还是明白自己斤两的。正在担惊受怕、六神无主之际，黄兴、宋教仁到了，黎元洪立即打了一剂强心针。黎元洪甚至让一名骑兵举起写着“黄兴到”的大旗，在城里奔驰一圈，算是给大伙儿壮威。不过，当宋教仁提出接下来希望由黄兴出任最高领导时，“黎菩萨”就笑而不语了，他手下的军官们也强烈反对，最后只能由黎都督效仿当年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先例”，来一场“登坛拜将”。黎都督亲自授予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指挥新军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作战。宋教仁的“夺权计划”失败了。 黄兴去了前线，宋教仁不懂军事，他留在后方。对于暂时“夺权”失败，宋教仁并不十分在意，他是一个有着政治家开阔眼界的人，自然知道在湖北军政府里，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湖北也是有原来的立宪派的，他们也想分享一下黎元洪的权力。这些人有钱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缺少的只是黎派手中的“枪杆子”。宋教仁就联合他们通过立法来限制黎派“枪杆子”的权力。 革命阵容里的第一部宪法，也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第一部共和宪法——《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在宋教仁等人的手中诞生了。从表面上来看，这部湖北（鄂州）的“省宪法”只是为限制黎派权力应运而生的，但是对于宋教仁来说，并不是这样的。他很清楚是立宪而不是共和才是最大的民心和政治，老牌革命党人最终是要走向立宪道路上的，否则就无法真正取得领导权，这也是宋教仁为共和立宪作出的努力。他在起草这部宪法的时候立意十分高，把它作为未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蓝本，共和成功之后，是要推广到整个中华民国的。从整体上看，《鄂州约法》与《十九条》一样，除了没有皇帝，也突出国会，大大提升了国会的权力，而又与《十九条》有了明显的不同。 大清的《十九条》是在各省闹独立后急忙推出的，需要讨好的是各省有能力闹独立的权势人物，对于真正的人民主体——千千万万百姓们的各项平等、自由的权利只字未提。宋教仁不同，他在《鄂州约法》中“讨好”的就是百姓。除了总则，这部法案的第一章就是“人民”，然后才是都督、议会，明确地规定了百姓们各项平等、自由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人民享有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议会由人民在人民中选举议员组织之。 如果说《十九条》在理论上确立了“主权在民”的话，宋教仁就是几千年以来把这一切进行落地的人。国会是百姓们的政治舞台，百姓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拥有“枪杆子”成为都督，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当官，但有可能一夜之间被选举成议员，行使国会赋予的权力，而前提是选举权要真正落到他们身上，一人一票，才能让共和立宪真正变为现实。宋教仁不是官员，也没有“枪杆子”，恰恰需要借人民的势力来制衡“枪杆子”和旧式官僚集团，他只能依靠人民。真正的政治家是始终不忘人民的，敢于向民间借力是有觉悟有气魄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宋教仁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名副其实的平民政治家，为老百姓代言的政治家。 完成这件事情之后，11月13日，宋教仁便不再等待在前线的黄兴，和日本朋友北一辉等人一起乘船东下，来到上海和南京。等到袁世凯回京组阁、把前线指挥权交给冯国璋之后，黄兴也没有挡住北洋军。11月27日，经过20多天的苦战，继汉口失守之后，汉阳也落入北洋军之手，就连武昌也岌岌可危，又有被朝廷收复的可能。 黄兴终于想起了宋教仁的“南京论”。据说兵败之后他向黎元洪提出放弃武昌，率残部去南京起义，遭到黎派的军官拔枪抗议。在这些革命的小将看来，湖北才是他们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势力基础，他们才不会中黄兴等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去南京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接受别人的领导！ 黄兴也不管不顾了，第二天，他就丢下湖北大军，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上海。 在黄兴指挥作战的这二十多天里，黎元洪也没有闲着。对于宋教仁留下的《鄂州约法》，黎都督自然并不欢迎，因为在道义上他没有优势，但他也是帮手的。趁着黄兴正在战场上替他顶着之际，黎元洪开始做一件大事——找他的帮手，其他独立省份拥有“枪杆子”的人（也就是独立各省都督），为未来的“建国”做准备。 其他独立的省份已经越来越多，黎元洪就以湖北为“首义之地”的名义，要求独立各省都督派代表前来开会商讨。当然，中华民国只能是共和立宪的政府，他们必须确定三件事情：准宪法、准国会和临时中央政府。按照黎元洪的意思，枪杆子在手，宪法和国会他比较不关心，但这个“临时中央政府”就是他的湖北军政府。 黎元洪的这个要求确实也是审时度势的。要知道独立的各位都督都是对大清朝廷的“叛变”，都是打着成立中华民国的“共和”旗号，而湖北毕竟打响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枪，成立了民国的第一个政权——几千年以来都是讲究个先来后到、论资排辈，不以湖北为“临时中央”那是说不过去的。而各省都督们表面威风，实际上对本省的控制能力也很差。有的都督甚至只掌控了省城的几个城门，就浑水摸鱼自立为王，他们都还在胆战心惊地防备手下人来造自己的反，需要在各自的内部平衡各种势力，急需一个“临时中央”来为自己打气壮威。另外，大家都还有袁世凯这个强大的敌人，以都督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实力派也需要树立一面共同的旗帜来对付袁世凯，不抱团不行。 独立各省都督府派出的代表们赶到了湖北，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会”，通过了新的准宪法——《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它和宋教仁的《鄂州约法》有了很大区别，也是对《鄂州约法》甚至是对《十九条》的严重倒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 首先，规定国会采取一院制，称参议院。在参议院正式成立之前，就由这个“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充当准国会。也就是说，这些“议员”并不是千千万万的百姓们选举出来的，而是各省都督委派的，准国会摇身一变为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远距离遥控的橡皮图章。这也很正常，地方实力派从老牌革命党人中借来了“共和”这面旗帜，于是他们也成为了革命党人，但国会是百姓们可能的政治舞台，自然要偷梁换柱、严防死守，让代表地方实力派的这个“代表会”代表人民。 然后，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由准国会选举产生，总统经准国会同意，可以任命各部部长，组成内阁。 看来，地方实力派还想控制这个未来的临时大总统，这个人是谁呢？准国会的决议是一句话——“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也就是说，地方实力派认为，即使我们抱团，和袁世凯之间可能谁也打不过谁，也不想费那力气打；如果能够策反袁世凯，把他也拉到“叛变”的阵容中，代价就是最小的。不如我们把临时大总统之位给他预留着，以此为条件把他拉下水。 袁世凯多次表示他拥戴君主立宪制，多次表示“大清不能散，中国不能乱”，君主立宪才能稳定大局，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毁灭，而且袁世凯已经是大清内阁总理大臣，维护君主立宪制是他的使命和责任，也是维护他自身合法性的要求。不过，袁世凯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朝廷，而是全大清。现在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和野心家都需要脱离大清朝廷独立，脱离大清朝廷独立就必须反对君主立宪制，坚持共和，而地方实力派通过准国会是代表“人民”的，共和就这样成了“民心所向”。在地方实力派看来，袁世凯也是汉人，策反他是很有可能的，即使袁世凯不愿意，局势的发展也不是他说了算的，大家会一齐努力，把他同朝廷切割开来，拉回到共和阵营之中！ 正是因为如此，为了表明独立各省确实能够与袁世凯分庭抗礼，让黎元洪有与袁世凯谈判的对等地位，准国会决议以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大都督。这并没有增加黎元洪的实权，但给了他一个“名分”，黎元洪也算是如愿以偿吧。 接下来，局势再一次印证了宋教仁所料，东南地区很快掀起了独立的风潮。首先行动的是上海，在这里有两个人掌握的两支队伍，一个是光复会的李燮和，他是湖南人，而上海的新军大部分是湖南人，李燮和成功地把光复会成员安插其中，掌握了上海“革命的新军”；另一个人则是孙文的亲信陈其美——孙文的同盟会向来和帮会关系密切，不过一直是和洪门有合作关系，这个陈其美另辟蹊径，自己混成了上海清帮的头目，他手中的队伍是清帮分子。 李燮和、陈其美在上海不同地盘上同时起事，11月4日，上海光复。自然，对于上海都督的人选，上海各方势力准备推举贡献最大的李燮和。不过，到了正式的推举会议时，帮会分子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清帮分子大闹会场，有人甚至举着炸弹高喊“都督非选陈英士（陈其美）不可，否则就吃我一弹”，于是大家只能推举陈其美为上海军政府都督。 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这是老牌革命党人中的孙派人物第一次登上势力中心。多年以后，孙文称陈其美为“革命首功之臣”，但陈其美的做法还是很不光彩的。 接下来，就轮到宋教仁了。12月初，南京独立，宋教仁果然受到了重视，被推举为江苏省政务厅厅长（他没有动用帮会分子用炸弹威胁），这个政务厅厅长相当于省长，主管警察和民政。既然已经在南京和上海都有了影响力，宋教仁和陈其美都不愿意再让武昌再成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更不愿意让黎元洪出任大都督，他们希望在南京“另立中央”，把未来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大权夺到老牌革命党人这边来！ 东南区的实力派自然会力挺。此时正好黄兴兵败，黎元洪手中的地盘又只剩下了一个武昌，还随时都可能被袁世凯拿下，其他独立各省实力派对黎元洪失去了信心，准国会干脆不设在湖北了，它先后移到上海、南京，最后决议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本来宋教仁还想让黄兴出任临时大总统，不过议员们（也就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意思是，临时大总统之位给袁世凯预留着，这是湖北会议通过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从现实来看，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也“非袁不可”，但可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暂代总统之职，在南京组织“临时中央政府”。至于在武昌的黎元洪，就选举他为副元帅，算是给个安慰奖。 至此，通过宋教仁的准确判断和步步卡位，革命阵容的势力中心从武昌转移到了南京，老牌革命党人在东南区而不是湖北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舞台，正式走向前台。史书上所说的“革命党人领导了辛亥革命”，实际上是这里开始！ 对于宋教仁运作的这个结果，黎派人物自然是坚决反对的，而与孙文结仇的光复会正副会长章太炎、陶成章也强烈反对黄兴为大元帅。章太炎说得很恶毒，说一个败军之将，如何能当大元帅！没办法，准国会只好调过来：选举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不过，黎元洪很精明，他坚决不离开自己的大本营，去南京当什么空头元帅。黎元洪表示：我就委托黄副元帅全权组织南京“临时中央政府”了。 黄兴同意了，他已经通过立宪派的首领张謇，准备向日本的三井洋行借款30万，作为组建新政府的“启动资金”。然而，最后关头，黄兴却突然表示他不去南京就职了，因为他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孙文即将从海外回国！从当年同盟会成立之初起，黄兴就已经想明白了，他是不能得罪孙文的，否则就会发生太平天国那样内讧的悲剧。“黄兴不敢夺孙文首领之位”（胡汉民语），他要留着大元帅之职对孙文“让位”。 宋教仁对黄兴失望且无奈，但大局已定，革命阵容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情，除了等孙文回国，另外，就是奋力“拉袁”了。独立各省的实力派们都没有实力完全战胜袁世凯，老牌革命党人更不用说了，毕竟他们连属于自己的军队都没有，所以老牌革命党人也一直在加紧“拉袁”。孙文的心腹汪精卫出狱之后，留在了北方，为袁世凯办事，还与他的长子袁克定结拜为兄弟，竟然成为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汪精卫曾公开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临时大总统）不可”。黄兴也亲自写信告诉袁世凯：只要你学习拿破仑、华盛顿，推翻大清王朝，组建中华民国，全国人民都会对你拱手听命，一致拥戴你为大总统！ 袁世凯又该何去何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