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从保路运动到武昌起义（第2/3页）

保路运动真相

1911年5月5日，根据事先安排，给事中石长信上奏，提出“干线国有”政策，载沣迅速把奏折批转盛宣怀的邮传部“研究”。5月9日，盛宣怀奏复，竭力赞成石长信的主张。于是，5月9日当天，载沣发布上谕宣告“干线国有”政策正式实施！ 大清铁路的每一根钢轨，都纠缠着利益，如此重大的政策，仅用四天时间就批准了，效率真是高得惊人。不过，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另外一个时间就能发现其中的秘密了：5月8日，责任内阁成立，奕劻出任总理。“干线国有”的政策，正是要赶在这位总理大人上班之前出台，奕劻对这个政策不仅事先毫不知情，上谕也没有经他的副署，换句话说，内阁总理已经被晾在一边，再也无法插手这项重大国策，其中的公利、私利和黑钱跟他也就没什么关系了，完全落入载沣集团之手。奕劻很生气，自此之后，他在这件事情上当起了甩手掌柜，万事不管，就让载沣、载泽和盛宣怀他们去折腾吧。 接下来，按照盛大人原本的想法，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就是他的邮传部拿着这个上谕，再出台个细则文件，宣布由邮传部接管四省商办铁路公司，百姓投资者变为国家股东，一切都搞定了。 不出所料，地方官府继续抵制这个政策，不过督抚毕竟还是官员，不敢大张旗鼓。熟悉的一幕出现了，在督抚们的暗中支持下，铁路公司职员和百姓投资者出来闹事了，一向是火药桶的两湖地区首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然后广东跟进。 以盛大人的精明，他自然知道稳住那些百姓投资者才是关键，也明白了他们只想早日脱身，不论是地方官府的船还是朝廷的船都不想上了。于是，盛大人改变政策：两湖铁路公司的民间投资者主要是士绅和商人集资，投资规模并不大（约400万两），目前亏损也不严重，朝廷按票面价付现银来收回股票。 广东铁路公司亏损严重，股票的市场价早已经跌到票面价的50%以下了。朝廷按票面价的60%付现银收回股票，至于那剩下的40%，也转为国家保本无利债券（什么时候能兑现不知道，相当于打白条）。 广东铁路公司的民间投资者主要是华侨。很显然，盛大人给予两湖和广东这三个省投资者的都是优惠政策，他们都比较满意，既然能成功地下贼船，那就不再闹了。而他们不再闹了，三省官员们自然也无法再闹了，只好乖乖地交出了铁路公司所有权，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国有化”。盛大人这一招可谓是釜底抽薪，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盛大人给出的优惠政策，他自己也得到了好处。 在针对广东的政策出台之前，盛大人已经派亲信亲赴港澳、南洋各岛，按照低于票面50%的市场价从华侨手中回购了大量股票，然后等到政策出台，转手就获得了票面60%的现银。盛大人真是精明，左手代表“国家”制定政策，右手就伸向市场从这个政策里捞好处，他也算是公私两不误嘛。（《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在广东投资者发起“保路运动”的时候，他们曾经致电四川的铁路公司，要求进行串联，大家联合起来发动更大“保路运动”。令人奇怪的是，其他三省都闹得不亦乐乎，只有四川这里一直平静。四川的情况确实很奇怪：四川的官府和铁路公司管理层竟然都不反对国有化，甚至早就盼着国有化，似乎想早点脱身的恰恰是他们。而四川的百姓投资者们的态度呢？他们没态度，因为这些被强制投资者是四川千千万万的农民。 当初四川为了集资修铁路，出台了一道奇怪的政策，可以叫作“田租入股”，简称租股。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有些人有很多田，有些人没有田，有很多田的可以把田地出租给没田的人耕种，收取田租。那么兄弟你只要每年收取的田租达到十石（约1200斤）以上，四川官府设立的“租股局”就要强制性地征收你当年实际收成的百分之三作为修铁路的股金，这就是租股。 而事情并没有完。四川官府和铁路公司规定每一股的票面价为50两银子（后虽推出一种5两银子的“小股”，但并未执行），每股除了将来可以“返本分红”外，每年还可以享受四厘（即4%，后改为六厘）利息。如果农户每年上缴的租股不够50两银子，铁路公司先开收据，等凑够了再换成一股的股票。比如兄弟你如果每年收租正好是十石，上缴3%即三斗，按照粮价，你得交近70年才能换得一股股票。 相信大家已经被数字看晕了，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被强制征收了租股的表面上是有田者，不过，既然他们被官府抽去了租股，负担自然会转嫁到租他们地的无田者身上。正如兄弟你租个房子，如果房东要多缴税，自然会转移到房费上。所以，所谓的租股表面上是对以地主、富农为代表的农村中的中产阶层剪羊毛，实际是对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农户剪羊毛，是一种分摊到四川所有农户身上的税。租田的农户是租股实际上的出资人，却连名义上的股东都不是。而大多数的有田者因为在短时间里都累积不到一股，却也只是名义上股东，手中连一股的股票也没有，自然也享受不了股息。那么这明文规定的那六厘股息哪里去了呢？ 这个答案相信兄弟你已经知道了，被地方官员和铁路公司管理者侵吞了。他们并不需要自己掏钱去买铁路公司的股票，却能够成为铁路公司的实际股东。他们只要把农户们上缴的那些零散租股集中起来，换成一张张股票，就能光明正大地享受利息——这不是贪污，他们有文件。 截止到1910年底，四川铁路公司收入的股金约1200万两，其中地方官府直接出资的只有23万两，商人投资245万两，而租股就有900多万两！这900多万产生的利息，就被白白偷吃掉了。 四川铁路公司资产的主人是千千万万的租田农户和有田者，也就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他们才是真正的股东，每年却只有交钱的份儿，连一张凭证都没有。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蛀虫们以“修铁路”立个项，白白吃着农民们利息，然后还反过来享受着“管理铁路公司”的高官俸禄。盘剥到了这种地步，也算是神鬼莫测了。按理说，蛀虫们的胃口应该满足了吧？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不受外部限制的权力和贪欲是不会自我捆绑的，否则他们也不会花了400多万，只修通了30多里的铁路。蛀虫们除了吃利息，另外因挪用和投机造成的损失还有300多万！ 在载沣的上谕中，他规定了川汉铁路国有化的同时，四川要停止收租股。这是很正常的，国有化之后，朝廷要引入外资，铁路由国家来修，不是四川自己修，自然没有理由收租股了。这等于断了地方蛀虫们一条财路，但他们仍然在盼着国有化，秘密就在这300多万的亏空。在他们看来，国有化是最高层命令，硬顶那是顶不住的，但他们相信朝廷一旦国有化，就像为“官企”填补亏空一样，一定会为他们填补这300多万的亏空。这也是一笔交易，他们收租股的财路断了，以后吃不了利息，朝廷拨付300万下来，这很公平吧？ 而盛宣怀和载沣恰恰都不同意。在他们看来，两湖和广东的集资，那是面向市场的集资，没人去强制那些投资者，他们和朝廷也存在一种协议关系，朝廷理应讲点基本的诚信，给退还回去；但四川收的租股，实际上是四川官府代表朝廷向千千万万农户强制性收上来的一种税，老百姓们其实早就把它看作“铁路捐”，看作是皇粮的一部分，很多人连收据都丢了，谁也不会在意70年后还能不能向官府换回那一股，他们的租股是上缴给“国家”的，不是上缴你四川地方官府的，所以朝廷对这个铁路公司想回收就回收。至于蛀虫们自己的造成的亏空，朝廷没有义务去填补亏空，朝廷没派人来查就已经不错了。之所以不查，那也是希望与你们达成默契：朝廷不追究你们的贪腐和挪用责任，你们也不要抵制朝廷的政策，自己去摆平吧。 更重要的是，以盛宣怀的精明，他也知道，即使朝廷真的把这300多万拨付下去，这些地方蛀虫们也根本不会拿它去填补亏空，而是又落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想想看，他们付给百姓们的只是收据，不是股票，股票都在他们自己手里。即使现在要推行“国有化”，政策有变，地方蛀虫们仍然能够让百姓们相信“等到70年后去换那一股”。退一万步说，即使百姓们中有像与官府打过交道的商人、华侨那样的幡然醒悟者，他们也闹不起什么事来。这是因为有收取租股基层组织的存在——租股局。 四川各县的租股局里，负责向农民收取租股的是官府雇佣的哥老会等帮会分子，以及各村的“痞子能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租股才能顺利地收上来。这些人干着官府正式官吏一般不会直接出面干的催逼索要、强抢拷打等之类的事，同时他们也控制着一些能挣钱的黑道行业。如果做得太过火了，官府会打击一下，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都能够在城乡间太平地生存，这是因为他们与官府有合作嘛。这样的人，让大清的基层政权迅速帮会化和痞子化，除非受到领导和组织，农户们绝不可能像两湖和广东那样发起什么“保路运动”，给朝廷添麻烦。 现在我们知道了，对于四川的地方蛀虫们来说，他们对这笔交易的实质看法是：希望朝廷一次性“买断”他们收租股、吃利息的权力！至于买断的价钱，那就是亏空的那300多万两。反正朝廷也有填补亏空的惯例，把这300多万拨付下来，没有人会说什么。大家都名正言顺，心照不宣——这是地方官府与朝廷之间的谈判。这帮官员们大概已经忘了他们头顶上还有大清国了，只记得他们是为朝廷打工，为皇室打工。既然是打工的，条件自然是要谈的。以前还怕被摘顶戴和掉脑袋，现在都不怕了，反正对朝廷不满的已经是大多数，而朝廷内部也已经着火。载沣集团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又不能代表整个朝廷。 买断，一次性买断，载沣只能在他的皇宫里仰天长啸了。自古以来，代表“国家”的只能是君主，也只能是朝廷。朝廷就算是朝令夕改，地方官府也只有听命的份儿，从来没有听说地方官府还可以代表“国家”，来和朝廷谈条件的。载沣不能退让，这不比当初处理请愿运动，还可以成立一个“皇族内阁”来对付，这是要拿出真金白银，毫无转圜和退让的可能。奕劻不发话，载沣就连续发布谕旨，强令四川必须无条件接受政策！ 四川的蛀虫们失望了，他们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成都等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有人演讲：什么朝廷不让我们四川人自己修铁路，引入外资修铁路，“卖路卖国”；什么“铁路没了，四川也就亡了”；什么“保路就是爱国，保路就是护川”，等等。演讲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不断有人挥刀断指，写血书表明立场。 市民们突然惊讶地发现，有了一个地方官府暗中支持的可以抨击朝廷的机会！压抑得太久的各界人士亢奋了，他们上街请愿、演讲、罢工、罢市，冲击和打砸不愿意加入“保路”的店铺和衙门，很多连为什么要“保路”都不清楚的市民也只好加入其中，甚至还包括妓女、乞丐和儿童！ “保路”队伍还有一批人是帮会分子，停止收租股，他们就要被砸了饭碗，自然要来“保路”。当然，有些人既是帮会分子，又是革命阵营里的同盟会会员，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杀人夺权闹革命的大好时机，他们在伺机煽风点火，扩大事端。 在火上浇油的还有成都将军玉崐。这个人是奕劻的心腹，他两次与四川总督领衔会奏，抨击盛宣怀欺君罔上、卖国卖路，然后还告诉四川市民：庆亲王是不同意借外债来修路的，说老百姓中必有反对者！ 四川版的“保路运动”终于在四川蛀虫们需要爆发的时候爆发了，局势很快朝失控的状态发展，“爱国、爱川”的口号在震天响。从事实上说，这又一场“义和团运动”，只是十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主体是农民，现在却变成了市民和帮会分子；十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是憎恨铁路，要扒掉铁路，现在却是“爱路、护路”。时间变了，人物变了，要保护或者毁灭的对象变了，不变的是幕后强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用极端化的语言，利用和放大民间情绪。 载沣十分痛苦，他死也想不明白，四川农民受租股盘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反抗，现在，“干线国有”和停收租股这项“民心工程”出台，受到了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为什么农民们还是沉默，还是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支持朝廷？难道要让载沣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大臂一挥，号召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一起去反对这个官僚集团？可是，载沣就是这个官僚集团的总头头啊，他的统治基础就是这个官僚集团啊！以官僚集团总头头的身份，发动和联合底层群众，去反对官僚集团，摄政王我做不到啊！ 载沣做不到，百姓们更做不到。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是需要建立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的。要使自由和民权这些抽象的概念沉潜到人的内心，是要有经济基础和现实条件的。人只有先衣食无忧，才能成为小飞侠。载沣和朝廷在根本上并不是为了真正让百姓们获得经济自由和民权，难道百姓们真傻？ 但载沣认为他仍然不能退让。正如他在事先认识到的那样，因为各方利益集团到了用皇权都压制不了的程度，“干线国有”政策才并非只事关四川一地，而是关系到大清整个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几千年以来，从商鞅到王安石、张居正，君主专制王朝的政改和经改总是无法走出“不改就死，一改就乱”这个内生的死局。载沣想到的破局方法就是给政改披上“立宪”的外衣，组建“皇族内阁”；在经改上换成他的皇族亲信来办“官企”。是的，载沣有自信政改不一定会死，要死，那也要死在爱新觉罗家族人的手里。 既然这些地方蛀虫们俨然以老百姓的利益代言人自居，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胁迫朝廷，那么这就不再是民变，而是“官变”！朝廷连民变都要镇压，更何况是“官变”了！ 载沣下旨了，他撤换了四川总督，他也知道成都将军玉崑是奕劻的人。为了防止地方蛀虫与更多的当地驻军勾结，载沣想到了一招：派人调邻近省份的新军去镇压“官变”！ 调哪里的新军呢？ 自然是调邻近省份湖北的新军。湖广总督瑞澂是载泽的妹夫，他对载沣的政策自然会支持。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新军还没有入川，四川的局势在朝着不可收拾的地步发展，向着连地方蛀虫们都控制不了的方向发展。不断有人冲击官府衙门，这些人自然是同时加入了哥老会与同盟会的革命者，在他们的暴动下，9月25日，四川荣县竟然宣布了独立！ 孙文、黄兴之前艰难地进行了九次起义，都没有撼动一个县衙，现在，第一个脱离朝廷统治的县级政权诞生了，比之后的“武昌起义”还早半个月——孙文后来评价荣县独立才是“首义”（首义实先天下）。而对于朝廷来说，这就不再是单纯地“官变”，而是真正地造反了。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他已经闯下了弥天大祸，赶紧上奏载沣收回成命，按四川的意思办。 载沣拖着不办，一直拖到了10月10日。这一天他发布了“按四川意思办”的上谕，后来又把盛宣怀开缺。盛宣怀在人人喊打中狼狈地逃到日本。然而，正是因为与朝廷离心离德的人就是“朝廷的人”，所以内部生变就会变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继四川“官变”之后，就在10月10日这天，在调新军之地湖北武昌，一场更严重的兵变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