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革命最低潮中成立同盟会！（第3/4页）

从忠于大清到反清：黄兴组建华兴会

1902年6月，湖南籍学生黄轸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私立宏文学院速成科学习（学制八个月）。此时，日俄争夺朝鲜和满洲已经激烈化，日本的重点在朝鲜，而俄国的重点在满洲。俄国人向朝廷提出了独占满洲的要求，对于这一点，日本国内媒体自然要大肆报道，煽风点火，并宣扬日本“抗俄援清”的口号，留日学生看到报纸，悲愤交加，点燃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1903年4月29日，黄轸与老乡陈天华等其他留日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了“拒俄义勇队”，要求以学生军的形式上战场杀敌。可见此时的黄轸等人还是“忠君爱国”，他们体谅朝廷，不惜以一腔热血杀敌，而朝廷驻日公使蔡钧却向国内密报：留日学生不过是找了抗俄的名头，实际上是要“谋划革命”，要密谋推翻太后的统治。 事实证明，蔡大人写这个报告并不是敏感得过头，只是准确地摸准了慈禧的心思。日俄有可能在满洲爆发大战，国内外局势即将风云突变，每当这个时候，慈禧的神经都很紧绷，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确保她的权力安全。果然，慈禧命令蔡钧跟日本政府严正交涉，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政府取缔这个组织，同时密令国内各督抚严密防范，如果留日学生回国，发现他们行踪诡秘，确实有“闹革命”的意思，随时缉拿，就地正法！ 此时的日本政府也不敢得罪朝廷，在几天后就取缔了拒俄义勇队。这一行动彻底地激怒了黄轸、陈天华等人，他们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出于保家卫国的激情，不惜上战场杀敌，朝廷却是这个态度，防范学生甚至比防范要占领满洲的老毛子还厉害。朝廷这个态度，留日学生们能不被大清密探抓走保住性命就不错了，还谈什么上战场抗俄、保大清？ 留日学生的怒火在熊熊燃烧！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朝廷对外一直都很软弱，处处以维护统治的稳定为首要，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虽然也有过严重不满，但一般都是积压于心或者私下发发牢骚而已。而这批留日学生却不同了，他们已经看过了外面的世界，已经明白了大清落后的根源，正是政治体制的落后，几十年来，朝廷对外处处挨打，对内却又处处愚化压制百姓，这已经开启了年轻学子的轻视之心——朝廷不过尔尔，反了又如何？他们对朝廷从来不抱有希望，只有绝望，既然寄希望于朝廷反入侵的俄国不成功，那么只好愤而反清！ 陈天华有口吃的毛病，性格忧郁内向，但写文章厉害，他用极大的热情写出《猛回头》《警世钟》。蔡大人终于有“证据”了！这两篇长文真的成了革命檄文，猛烈抨击朝廷不过是“洋人的朝廷”，“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然后，留日学生们转入地下，以刺血的方式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分为鼓吹、暗杀、起义三部。黄轸加入的是暗杀团。 1903年6月，已经毕业的黄轸该回国了。抵达上海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黄兴，改号为克强，并有意结识了一位牧师。这意味着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不会因为回国而改变，并为自己找到了一道基督教的护身符（黄兴于1913年正式加入基督教）。接下来，黄兴与陈天华、22岁的湘籍学生宋教仁等人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并策划发动一次起义，失败后纷纷逃往日本，继续革命活动。宋教仁一边学习法律，一边办起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定期寄回大清国内销售，宣扬革命。 几乎与此同时，其他省份的留日学生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团体。在浙江，它叫光复会；在湖北，它叫科学补习所。革命的学生基本都知道一个“老牌革命家”的名字——孙中山！ 孙文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孙文以前在日本时，为了安全起见，经常使用日本化名，比如“中山樵”“高野长雄”“中山平八郎”等等，日本人也时常称他为“中山先生”。 1903年，留日学生不断把“中山先生”的事迹传回国内，包括从十年前起就已经发生但大清国内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广州起义、三洲田起义等等，一位叫章士钊的人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来介绍这位“老牌革命家”。不过章士钊此时还没去过日本，他并不清楚日本人所称的“中山先生”，其实是姓“中山”，而不是名“中山”，章士钊就把这个“中山”日本的姓与中文的孙姓连在一起，生生发明了中日结合的名字——孙中山！ 从此，“孙中山”这个名字也就在革命阵营中渐渐地传开了，以至于比“孙文”这个本名还要著名，而孙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孙中山”指的就是他。在他的一生中，几乎从不自称或者署名“孙中山”，而是自称“文”，署名孙文，也从来没有人当着他的面称呼他为“孙中山”。后来中国国民党执政，禁止使用孙文这个“名讳”，一律改称“总理”或者“国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章士钊已经是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参与审定历史教科书，他又改回了“孙中山”。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孙文”才是本名。 好吧，孙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到日本的：越来越多的留日学生加入革命阵容，他在革命的学生中也有一定的名气。宫崎寅藏又在动脑筋了：继当年运作康有为失败之后，现在可以把以黄兴、宋教仁为核心的这股留日学生界的新兴革命力量，与孙文联合起来！ 一个新的革命联盟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