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李鸿章一生的最后一次议和（第2/13页）

而对于李鸿章来说，他终于又可以出一口气了，自《马关条约》之后，他遭贬、遭唾骂，一度被剥夺了所有的官职，往日的显赫和荣耀不见踪影，好不容易复出也是被“贬”到偏远的两广。而现在，终于又可以“重回北洋”了，这对李鸿章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与前来送行的安徽老乡、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的对谈中，李大人也忍不住大呼：“舍我其谁也！”

一个被憋屈、被压抑得太久的人，似乎又见到当年的豪气干云，然而李鸿章此时并不知道，大清离不开他的，已经只是再签署一个战败条约。

李鸿章坐轮船先去了香港，当然，李大人不是来游玩的，而是要先见一下港英总督，这就等于把和谈之事先跟英国打了声招呼，提前铺铺路，然后轮船再向着上海行使。7月21日，李鸿章抵达上海，按照事先“先到上海，再酌进止”的计划，李鸿章“酌”后的结果是：仍然不能北上，自己去了也没有用。他拿出了荣禄大人的那一招——写请假条。而且又是腿病，报告慈禧“两腿软弱，竟难寸步”，请求“赏假20日”。对于慈禧来说，她又悲剧了，他寸步都难行了，你不准也得准啊，反正他们那些大臣不是下不了床，就是走不了路的。

此时正是李鸿章的对头——李秉衡带着刘坤一“借”给他的兵北上之时。朝廷里的大臣正在为如何确保北京不失而苦恼，他们在纷纷赞美李秉衡的“英雄之举”时，也在大骂李鸿章故意在上海徘徊不前，什么“何其忠于外洋而不忠于朝廷也”，什么“大奸不除，不能大功”（翰林院编修王会厘奏折），什么“是立黜一汉奸之李鸿章，而小人不敢效尤；重用一公忠体国之李秉衡，而士气因之以振！”（给事中蒋式芬奏折）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个78岁的老人了，他的身体不好也是实情，但实际上他的健康状况也并非坏到寸步难行，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不前只不过又犯了当初荣禄同志同样的病——心病。李鸿章并没有意识到保住国都的唯一一丝微弱的希望正掌握在他手里，恰恰是由于此时的他不能挺身而出，慈禧才不得不抱住李秉衡这根不是稻草的稻草，诛杀“庚子五大臣”，在清军实际上已经彻底溃败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继续作战，也为北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在我看来，李鸿章的“卖国”“汉奸”之实并不是他曾经多少次向洋人“求和”，签订了多少“卖国条约”，而恰恰就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刻为个人考虑得太多，顾盼摇曳。因为他所有的“求和”也是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才去的，也是为自己留好了后路的。这些因为主导洋务运动而多少“开明”的汉党高官，并没有多少关于“国家”的意识，更没有关于“国家”的共识，他们嘴里仍然是朝廷，而“朝廷”具体到心里和实际行动中就是“公私两便”，两不便的时候自然就是“私”字为先，李鸿章也不例外。

甲午战争之后，备受冷落、闲居北京贤良寺的李鸿章曾有过一个自嘲：大清就像一间破屋子，而他就是东补西贴的辛苦的“糊裱匠”。人们往往只看到了李鸿章的难处，却很少看到李鸿章自己也许只想当一个糊裱匠——能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庙堂上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不错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鸿章既非“爱国”，也非“卖国”，因为“国家”在大清是缺席的，“国家”意识都不存在，何来爱或者卖？李鸿章并非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正困难和可贵的不是忍辱负重，而是开拓进取；而这样的“伟业”注定只能由他曾经、现在以及未来的对手——伊藤博文等人去完成了。因为“一定要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国家”，这是明治维新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它与洋务运动在“顶层设计”上的最大区别，伊藤博文等人才有环境、有动力、有程序去承担国家的责任、国家的风险，甚至还有国家的错误。每到关键时刻他们总能挺身而出，总是能为日本找到一条能让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