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租界之战：裕禄的一场政治表演（第6/9页）

“表功”的同时自然也就为大沽口失陷开脱了责任。若只看裕禄同志的这份奏折，大沽口之战和保卫天津之战这两件原本有明显时间先后顺序的事情，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他完全没有顾及大沽口的失责，被忙忙碌碌、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地“保卫天津”给掩盖了。看到这份奏折的慈禧还能说什么呢，估计只恨不得能握住裕禄大人的手，眼泪哗哗：我就啥也不说了。

大家要问了，一封小小的奏折，就有这么大的学问和作用吗？朝廷难道只会“依折办事”？

这是有传统的。咸丰年间，爱犯事的左宗棠被人上奏参劾，面临处罚，于是营救他的人就开始想办法，而这办法不是去收集左宗棠无罪的证据，也不是去了解所参劾之事的事实，更不是去翻翻大清律法，而是请当时的饱学之士（潘祖荫）写了一封更加厉害的奏折，后来左宗棠果然就因为一封奏折被“保”下来了，在这封奏折里有一句“名句”：

国不可以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看来“名句”能救人，至于左宗棠到底按律该不该罚，没人关心了。而在大清的督抚衙门、六部衙门，那些专门为领导写奏折的师爷，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号——刀笔吏。

只是这些人文字好，会写文章吗？不是的，在这些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秘密，一个王朝传承千年的秘密。

一位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名扬海内外的海外历史学家——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黄仁宇，在对历史进行多年的研究后，他得出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结论：几千年来的王朝都缺乏一种“数字化管理”，帝国的繁荣是经不起科学的、精准的数据检验的。

裕禄大人这封奏折，虽然前后跨度有整整四天，但关于时间的用语是“随即”“旋”“马上”等，相信大家在阅读其他史料中也是深有感触的，比如“该有关人员”“该相关部门”等。更厉害的是即使是军报，数字性方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本人对于历史上几次著名的战役曾经想搞清楚双方的兵力对比，这些报告里留下的数据往往是——数万。

说起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的：第一，当然是留下点空间，方便大家将来逃避问责，越模糊越好，或者方便军队里吃空饷。这个大家都懂；而第二个原因可能比较搞笑：方便领导看得懂。

帝国的官员都是学八股出身的，从进入私塾起就只有两件事情：培养写八股的能力和培养对皇上的忠心，于是他们对于“枯燥”的数字是没有概念的，经常脱口而出、随手一写的就是“数千年往事”“数万里河山”以及“数亿万臣民”。他们没有兴趣看数据，你就不要写，写复杂了他们也看不懂，还要批评你这报告写得太差。

这就是说——原来，帝国是没有理科生的啊！

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必然有成熟的政务官（官），也有成熟的事务官（吏），前者是思想型人才，后者是技术型人才，有志于成为政务官的人，自然要让他的政治理想和纲领接受老百姓的检验，才值得大家尊敬。而在我看来，有志于成为事务官的人更加可贵也更加重要。因为他们才是官员队伍中的大部分，是国家和政府的“基本面”，也能够让那些政治家的“天下为公”“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落到实处，转化为真正的数据，经受细化检验。

在京津间失去电报联络之后，慈禧并没有派出几个她信任的人来天津了解情况。不过，如果这个朝廷一品大员、“天下第一督”的裕禄都无法让人信任，慈禧又能信任什么样的人呢？

6月20日，在裕禄写第二封奏折的当天，西摩尔军从杨村开始往天津方向溃退，得知西摩尔大军正在回撤之后，不知裕禄大人是不是他那个“保天津”的心理又一次发作了，他竟然命令正在军粮城防线的聂士成分兵前往阻截西摩尔军！对于裕禄这道命令，聂士成提出了强烈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