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流寇”（第2/3页）

由于政治的腐败，政府军队大部分是勇于抢劫，怯于作战的，他们不敢和“流寇”正面相见，却会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报功，“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杀劫，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民间有一个譬喻，譬“流寇军”如梳，政府军如栉。到这田地，连剩下些过于老实的良民也不得不加入“流寇军”的集团去了。大将左良玉驻兵襄樊，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老百姓气苦不过，半夜里放火烧营房，左良玉站不住脚，劫了一些商船逃避下游，左兵未发，老百姓已在椎牛设酒欢迎“流寇”了。其他一些将领，如马扩奉命援凤阳，凤阳被焚劫了四天以后，“流寇”走了，他才慢慢赶到。归德已经解围，尤玘才敢带兵到城下。颍、亳、安、庐一带的“流寇”已经唱得胜歌凯旋了，飞檄赴援的部队，连影子也看不见。将军们一个个脑满肠肥，要留着性命享受用人格换来的财富，士兵都是出身于贫困阶层的农民，穿不暖，吃不饱，脸黄肌瘦，走路尚且艰难，更犯不着替剥削他们的政权卖命。整个军队的纪律破坏了，士气消沉，军心涣散，社会秩序、地方安宁都无法维持，朱明政权也不能不随之解体了。

“流寇”初起，是从各地方陆续发动的，人自为战，目的只在不被饥饿所困死。后来势力渐大，兵力渐强，政府军每战必败，才有推翻统治集团的企图。最后到了李自成在1643年渡汉江陷荆襄后，恍然于统治集团的庸劣无能，才决定建立一个新政权，从此便攻城守地，分置官守，作争夺政权的步骤，一反过去流窜的作风。果然不到两年，北京朱明政府便被消灭，长江以北大部分被放在新政权之下。这是在李自成初起时所意料不及的。其实与其说这是李自成的成功，还不如说是社会经济的自然崩溃比较妥当。

分析朱明政权的倾覆，就政府当局说，最好的评论是戴笠的《流寇长篇序》，他说：“主上则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恶直，好小人而疑君子，好速效而无远计，好自大而耻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廷臣则善私而不善公，善结党而不善自立，善逢迎而不善执守，善因循而不善改辙，善蒙蔽而不善任事，善守资格而不善求才能，善大言虚气而不善小心实事。百年以来，习以为然。间有忧念国事者则共诧之如怪物。”君臣都是亡国的负责人，独裁、专制加上无能的结果是自掘坟墓。

就整个社会组织的解体说，文震孟在1635年上疏论致乱之源说：“堂陛之地，猜欺愈深，朝野之间，刻削日甚。缙绅蹙靡骋之怀，士子嗟束湿之困。商旅咨叹，百工失业，本犹全盛之海宇，忽见无聊之景色……此致乱之源也。”他又指出政府和人民的对立：“边事既坏，修举无谋，兵不精而日增，饷随兵而日益；饷重则税重，税重则刑繁。……复乘之以天灾，加之以饥馑。……而守牧惕功令之严，畏参罚之峻，不得不举鸠形鹄面无食无衣之赤子而答之禁之。……下民无知，直谓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后得反之也，此又致乱之源也。”驱民死地，为丛殴雀，文震孟是政府的一员大官，统治集团的一个清流领袖，委婉地说出致乱之源是由于政府的上下当局所造成，官逼民反。

正面的指斥是李自成的檄文。他指斥统治集团的罪状说：“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完全违反农民的利益，剥夺人民的生存权利。接着，他特别提出他是代表农民利益，而且他本身是出身于农民阶层的，他说：“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他提出鲜明的口号：“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以除力役，废赋税，保障生活为号召，以所掠得统治集团的财富散给饥民。百姓喜欢极了，叫这政府所痛恨的军队为“仁义兵”。他标着鲜明的农民革命的旗帜，向统治集团作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势下，对方还是执迷不悟，茫然于当前的危机，抱定对外和平、对内高压的政策，几次企图和关外对峙的建州部族讲求以不失面子为光荣的和平，只用一小部分军力在山海关内外，堵住建州入侵的门户，作消极的防卫，对内却用全力来消灭“流寇”。同时，内部又互相猜嫌排斥，“有忧念国事者则共诧之如怪物”，继续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对人民则更加强压迫，搜括出最后的血汗，迫其反抗。政府和人民的对立情势达于尖锐化，以一小撮的腐烂的统治集团来抵抗全体农民的袭击，自然一触即摧，朱明的政权于此告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