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紧锁的大门（第3/6页）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里含蓄地赞扬了嘉庆的禁烟政策，不过里面把中国人说成是半野蛮人显然让人不太舒服：“中国皇帝（嘉庆）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的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

从此以后，鸦片只能通过地下通道在中国流通了，这对于嘉庆来说仍然是无法容忍的。禁烟之后，政府将与鸦片贩子和吸毒者展开更艰难的斗争。然而政府虽然强大，毕竟在明处；鸦片贩子虽然分散，毕竟隐藏在暗处，这场战斗谁胜谁负很难轻易下结论。

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又将禁烟政策推进一步：禁止在内地种植鸦片。

嘉庆的禁令对于靠鸦片为生的人来说不啻为唐山大地震，各大公行和商行不得不终止和东印度公司的合作。最不甘心的要属国外的鸦片贩子，好端端的一个巨型蛋糕被人端掉了，他们怎么可能轻易就范。

对这些国外的鸦片商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开辟非法的销售渠道，当时澳门和广州的黄埔水域就是他们走私鸦片的据点。眼看地下走私之火就要蔓延开来，嘉庆岂能无动于衷，他也知道福建和广东两省是非常惹火的地带，在这里一定要布下重兵。

嘉庆再三叮嘱两广总督吴熊光，一定要把禁烟事情作为重中之重，强力打击走私贩子。

尽管如此，鸦片走私仍然很难禁绝，嘉庆对此也头痛不已。要说自己的禁烟政策不够狠，那不是事实；打击力度不大，也不是事实。究竟原因何在呢？

经过长期的实践经历，嘉庆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问题就出在那些缉拿鸦片贩子的官员身上，要想查禁成功，必须要求这些官员高度负责。大清官员的德行我们都见识过了，鸦片又是如此暴利的一个行业，这些官员能够抵挡得了糖衣炮弹的攻击吗？

嘉庆终于把目光从鸦片贩子转移到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官员身上，他明确表示，对于在鸦片问题上渎职和腐化的官员严惩不贷。嘉庆严厉的态度无疑对官员们起到了一种震慑作用。

嘉庆十八年（1813年），在禁烟政策上，政府又迈出了一个大步子。嘉庆宣布对鸦片吸食者进行惩治，法令先从“公务员”着手。官员和侍卫，如果有吸食鸦片的，立刻革职，杖打一百，枷号两个月；一般军人和老百姓吸食鸦片，杖打一百，枷号一个月。

这等于是从终端禁烟，嘉庆的禁烟政策贯穿了鸦片流通的整个流程，可以说是非常彻底的。政策是好的，结果是好是坏完全靠执行了。

这个禁令颁布后，禁烟工作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各地源源不断地汇报禁烟政绩，收到这些政绩嘉庆既欣慰又担心。欣慰的是禁烟令终于收到良好效果，担心的是问题比自己想象的还严重。

广东是鸦片走私的一个重灾区，为了让禁烟令行之有效，嘉庆拿广东的两个渎职高官开刀，他们分别是广州将军本智和海关监督祥绍。

世人眼中仁弱的嘉庆皇帝以狠、猛的作风终于扼住鸦片泛滥的势头，这是嘉庆干得相当漂亮的一件大事。

嘉庆的禁烟行动是成功的，可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政绩在他儿子道光手中全部化为乌有，这是后话。

与英吉利使者的外交风波

跟乾隆一样，嘉庆对于英国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所以在与英国的交往中，他依然摆出一副天朝上国的姿态。殊不知，英国此时已经是欧洲的海上霸主。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使者阿美士德奉英王之命访华。跟阿美士德一起访华的代表团中，有很多中国通，这些人要么长期跟中国打交道，要么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对英国了解相当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