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后的新问题（第2/9页）

李昌平在信中尖锐地指出当时监利农村的七大问题：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并最终概括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76510月，被赶走的李昌平在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

李昌平的表述是否代表了中国农村的普遍性呢？2000年，他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南风窗》主编秦朔称其为“一个时代的发言者”，仅从这一点，足以说明它所反映的问题的普遍性。

2005年之前766农民生活的压力是巨大的，为了摆脱这一巨大的生活压力，为了使自己丰衣足食，为了使子女能完成基本的教育，为了使全家能够赶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共享改革成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新兴群体——农民工。

1999年，在2.2亿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村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属于农民工，他们占全国总人口的15.9%，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28.3%，占农村就业人口总数的40.3%。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民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在产业工人中占57.5%，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37%。767进城之后的农民，是否享受了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呢？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这样描述进城之后的农民工，“干的是我们社会中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768“从事的是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工作，而他们的工作时间最长，获得的报酬最低。跟城镇正式工人相比，他们获得的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三同三不同’地位”769，“尽管他们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到年终还不能按时拿到工资，2003年全国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总额高达1000多亿元。”“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享受不到基本的公民待遇。许多农民工居住在最脏的、最简易的房子或工棚里，没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没有卫生设施，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们不但工作很辛苦，而且工作之余还可能没有人身自由，过着现代‘包身工’的生活。在城市，农民工还受到社会的排斥和歧视，城市居民和管理者把城市的乱、脏、差问题都归罪于农民工。”“进城的农民工一边为城市贡献了青春、汗水甚至鲜血，一边承担着伤病、养老、子女教育的重担，得不到城市社会的支助。”770

奔向绿皮车的人们

2005年7月至10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持续115天的跟踪采访。在这115天中，彭红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睡马路的日子有68天，吃不饱饭的日子有70多天，生病2次，被偷1次，被打2次，被骗3次，自杀未遂1次，无钱买票回家3次771。

当然，只关注现象的农民们并不关心这些数据，学术的研究也不能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真正展示这些数据严重性的是不断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标志性事件，正是这些因矛盾冲突而产生的悲剧才真正刺痛人们神经，并揭示问题的严重性。

2003年，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不能出示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亡。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人们也开始反思：是否应该把农民工和流浪人员相同对待？

2005年5月，28岁的甘肃农民工王斌余向工头吴新国讨薪未果，争执过程中被打，王斌余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连刺47刀，捅死4人、重伤1人，“刀刀致命”，被判死刑。在新华社、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下，引起了人们对农民工讨薪成本、生存状况及精神状况的极大关注，王斌余成为“孙志刚一样的历史标志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