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风车的战斗

1960年，安徽省宿县一位70多岁的老农，得到公社的允许，带生病的儿子到山区养病和生产自救，开荒16亩，收回了口粮、种子和饲料粮1500斤，交给公社粮食1800斤和饲养猪鸡所得60元。当地农民受到启发，要求包田耕种。1961年春天，全椒县也提出了这种要求。

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认为“包产到户”提法不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提法，改名叫“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到1961年3月，全省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就已经开始实行这种“责任制”。

但是，就在3月份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安徽的做法受到了批评，曾希圣一边打电话给省委，通知暂停这一做法，一边于3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竭力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辩护。

4月27日，安徽省委又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作了报告，把这一办法改称为“包工包产责任制”，并进一步辩解。

7月24日，安徽省委再次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作了“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况报告，并进一步解释说，“经过几个月的试行，看来这个办法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621

同时曾希圣当面向毛泽东做了关于试行“责任田”的汇报。

数月的努力，终于让毛泽东勉强同意“试一试”，曾希圣以为“已经通了天”622，就放心大胆地试起来。

但是到了10月份，毛泽东又改主意了，认为“责任田”这类办法没有必要再试行下去。

1962年1月11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上上下下的批评623，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李葆华继任。1962年3月20日，安徽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限期“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当中央决定公共食堂办不办由农民自行决定的时候，那种一哄而散是很迅速的，但是现在让农民纠正“包产到户”却很困难，农民不愿意。

包还是不包？为此问题，全党上下掀起了一番大讨论。

安徽太湖县宣传部干部钱让能直接给毛泽东写报告，态度鲜明地表示“就是责任田好”；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明确而坚定地表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单干道路，是农村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邓子恢认为，“安徽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陈云提出，“可以让农民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624

立足于对三年大饥荒的反思，这一时期的党内思想是很活跃的，1965年毛泽东的一段谈话反映了当时的思想活跃状况及他对这种状况的不满，“1962年在国际上在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625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626是陈云，而且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627

然而活跃的并不仅仅是思想，“人民公社实际上已经解体为大队，乡村里秘密的自由市场也开始合法化。原来的管理人员又当上了工厂的领导。偏离党的工作的方法的倾向已经出现。1957年被作为毒草拔掉的知识分子又在刘、邓的官僚庭院中找到了新的土壤。”628

原来铁板一块的毛泽东思想路线不断受到了“歪风”的挑战，毛泽东开始思考“修正主义”、“中国的赫鲁晓夫”、“革命接班人”以及自己死后国家的“颜色”等问题。

1962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农业问题是重点。但是在会议的一开始，毛泽东却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三个问题，并把这次会议重心引向了阶级斗争这个话题，在以后的讨论上，毛泽东又在阶级斗争的题目下批判了“黑暗风”629、“单干风”、“翻案风”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