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诚： 钱学森和《科技导报》（第3/4页）

我这个人有些个性，凡事皆要独立思考，从不盲从，也从不仰视任何人。“文革”初期，因为替彭德怀辩护，反对林彪、“四人帮”，反对发动“文革”，我被打成“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先后在监狱、干校11年。这个性格我一直改不了。一听说要解散我们《导报》，我就毫不客气地对这两位（中国科协书记处的一、二把手）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什么问题应该摆在桌面上来说。我们《导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叫‘完成了历史任务’？我们在不久前得到了300余位院士的反馈意见，说我们《导报》办得非常好。正值我们进入高峰状态的时候，要把我们解散，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高镇宁和李宝恒为人皆很正派，我跟他们先后谈了两三个小时，他们知道钱老的指示没有多少道理，就把这个事情拖着一直拖到1991年5月钱老卸任中国科协主席，也没有按照钱老的指示办。

1992年底，国家科委、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举办了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活动，在全国3800家科技期刊中，我们《导报》被评为综合指导类一等奖——这是最高奖，全国仅有五个。中国科协书记处新任的党组书记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他问我：“这是我们《导报》吗？”我把奖状、奖牌拿给他看，说：“当然是！”而且，在后来举行的颁奖会上，我还作为得奖单位的代表应邀上台做了一番讲话。我们为什么会得奖？就是因为我们勇于刊登不同意见，负责地介入国家重大决策。

朱光亚的一封信

卸任中国科协主席后，有一次，钱老在跟继任的中国科协主席和《导报》主编朱光亚谈话时，批评了我们《导报》。主要是：《导报》现在还把“探讨现代化的道路与方法”作为宗旨登在刊物上。钱老指责说，我们国家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已经由中央定性了，还要你探讨什么现代化的道路？他的意思是，我们《导报》跟中央不保持一致，试图探讨另外一条跟中央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他要求我们取消这个宗旨。还有，他对我写的一些评论员文章、“编者的话”也不满意，说它们没有多大意思，没有多大价值。而我们则收到了许多读者、专家的专门来信和专门来电，他们很赞赏这些评论文章。

然后，朱光亚用铅笔写了一封很工整的短信给我。这是他作为中国科协主席和《导报》主编唯一一次对《导报》表达具体的意见——还不是他本人的，只是转达钱老的意见。他只是很客观地转达，并没有表达他本人的态度。他始终没有说你们应该怎么样。为此，我一直很感激，很敬重光亚老。

既然钱老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来直接找我，朱光亚也不来找我，只是把信写完、转达完就完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华人教授创刊时的心意和诚意，所以，在我2003年底离开《导报》前，还是一直坚持在刊物封面上刊出这个宗旨。而且，对于一些重大的现代化建设工程问题，譬如南水北调工程、高速铁路的发展、教育问题的决策，我们《导报》都作为公共平台，坚持刊登两类观点不同的探讨文章。有时候我还写评论员文章，表达我们的一些分析性的见解。这种办刊方针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我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马赫与马克思

1995年，《导报》对五六位著名科学家的科学思想进行了系列介绍，4月号上的那篇谈的是马赫的科学思想（李醒民的《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从哲人科学家马赫及其思想来看》）。突然有一天，钱老的秘书涂元季给我打电话，说：“老蔡呀，你们那个文章惹得两位钱老（指钱正英和钱学森）非常生气。两位钱老要你回答，为什么被马克思批判过的马赫，你们还要宣扬他？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