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第2/8页）

薛：讨论会于1964年8月21—31日在北京举行，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代表参加，共提交了299篇论文。

熊：这意味着有不少代表没有提交论文啰。

薛：是的。我国有很多科学家参加了社会科学组的讨论，但都不提交论文。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我不清楚，可能是要避免引起争论，因为外国代表对社会主义制度不一定都赞同。

会议通过协商产生主席团（由每一国的代表团或代表推选一人组成），并选出范长江为大会秘书长。讨论会的学术委员会由周培源任主任，负责有关学术活动方面的工作，包括论文的审定、学术性会议的组织、会议期间的专业参观、会后对各国学术水平的评估等。委员会下设理、工、农、医、社会科学5个组和学术秘书处。具体的学术活动分别由下列部门来组织：理科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工科由国家科委组织；农科由农业部组织；医科由卫生部组织；社会科学（含政治与法律，经济，教育、语言与文学，哲学与历史4个分组）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组织（该学部由中宣部管，与中科院已脱离关系）。在学科组内设有分组，总共是8个学科组、27个分组交叉进行。我是理科组的副组长（张文佑、顾功叙这两位学部委员任组长），对理科更熟一点。它下分为五个分组：数学组、物理学天文学组、化学组、生物学组、地质学地理学组。学术活动以分组宣读论文、分组讨论为主，还召开了一些整个学科的会议和更大的全体会议。全体会议比较少，我印象最深的是越南南方（它作为一个独立地区参会）代表团团长阮文孝的报告。他在会上控诉美国侵略越南南方的各种暴行，包括使用各种化学毒药对越南南方人、畜、树木、庄稼的毒害，反响很强烈。

熊：总共只有367位代表，参会的人数倒也不算太多。

薛：正式代表360多人（其中外国代表273位，不含代表的夫人和工作人员）。中国代表团由61人组成，另外有特邀代表32人。周培源任团长，张劲夫、范长江、张友渔、张维、钱信忠、于光远是副团长。为会议服务的工作人员据说有上千人。当时还特意在友谊宾馆盖了一个北京科学会堂，在会堂内安装了几套同步翻译设备。

熊：翻译属于工作人员？

薛：是的，大约有200名翻译，还有大会秘书处的人也属于会议的工作人员。大会使用中、英、法、西班牙语四种官方语言，要求送来的论文在母文之外得附另外三种文字的摘要（其中中文摘要归我们负责）。举个例子，如果某国代表提交的是英文论文，则他还需附上法文、西班牙文的摘要。可有不少外国代表根本不遵照规定，那些事情就只能由我们来代办。那时候西班牙文翻译很难找，颇费了我们一番工夫。

各种各样的杂事很多，我们差不多在1964年初就集中了。这个会议被作为特殊的政治任务，文章随到随印，外文印刷厂和中国科学院在通县的印刷厂随时待命。论文来了之后，翻译、打印、校对，工作量很大。

熊：除印制论文，还有哪些需要你们应对的杂事？

薛：比如说会前我们还要与外国代表进行摸底谈话，估计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并研究应对策略上报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张劲夫、范长江等）。我们理科的会务组（抽调各研究所所搞外事工作的同志组成，外事经验都比较丰富）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印度尼西亚一个研究原子能的女科学家。在摸底谈话时发现她要求在大会上发言，反对并谴责发展一切原子武器。中国当时正在秘密研制并马上（1964年10月16日）就要爆炸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了。会议要表现得民主，不能不允许她发言。所以会议秘书处挺紧张的。我们后来采取了这个方法：组织中国几个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家在正式开会前跟她座谈，阐述不能笼统反对原子武器的理由，最后把她的思想工作给做通了。我们的处理方式得当，并没有强加于人，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