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远去的历史与鲜活的证词（第2/2页）

如果说政治运动对科技事业的影响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很快消退的话，那么科技体制中的一些问题存续的时间之长，影响面之广，就更值得探讨了。书中涉及的科学界的“领导权”问题，就是我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基本问题，然而即使在经过科技体制改革30多年之后，不仅没有解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场合还更加突出了。

我国科学界的权力架构包括党的领导、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三个层面。“文革”以前，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主要特征，曾出现过“以党代政”、“以行政领导代替学术领导”等问题，给科技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如本书讲到的“大跃进”运动期间的一些突出事例，大概难以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吸取了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教训，力图要扭转这样的局面，但效果并不明显。最近30多年来，学术行政化代替了学术政治化，学术领导体系组织不健全，常常处于若有若无或沦为行政领导系统的附庸之境地。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时代却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当前科技界各种矛盾的一个焦点所在，然而人们对此似乎视若无睹，或者讳莫如深。

为什么通行的学术共同体的规则在我国科技界遭到扭曲或不起作用？对此薛攀皋先生指出：“应当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让科研人员自主，让科学共同体自律，给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以充分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虚心学习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建立、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近代学术体制。”薛先生发自肺腑的经验之谈令人感慨。从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在50年代经历了以政治化为核心的重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还是没有建立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由于制度化建设的严重滞后，反而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以新的人治为特征的问题。因此，重塑学术共同体，仍然是中国科技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阅读这本书稿，重温那些科苑往事之余，拉杂写下以上这些感想，难免偏颇，只是给读者思考中国当代科学的历史和现实提起一些话头。

是为序。

王扬宗 2016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