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登场（第4/6页）

她直击要害，比任何男子更深刻地看到了问题：“凡事先有可以自信，然后方能取信于人；动曰要人出款，势必有以取之而人不之疑；否则不过一场文明壳子，吾恐遗笑大方耳！”她因此还向保路同志提交了“九策”，对如何管理提供了相当中肯的意见。

罗旭芝也给川路公司写了信，被退了回来，要她发给同志会。她很生气：“谓老朽所询保路各节，不应向贵公司言，当函告同志会，以此见责……老朽少所闻见，仅知保路同志会所，设于贵公司；且保路即所以保公司，为同志会之首，宁知其内容，固有秦越之见存耶！老朽不识忌讳，该死！该死！”痛揭了川路公司与同志会的掩耳盗铃。

大概是实在看不惯川路公司的颟顸和同志会的空谈，罗老太太决定自己拉山头。朱李策划的首家女子同志会开张不到一个月，报上又刊登了一则启事，罗老太太要成立四川女界保路同志会，订于8月2日（农历闰六月初八）开成立大会，地点就在老玉纱街的毓秀女学堂。这样，成都市内就出现了两家女子同志会。当然，朱李开办的那家最后偃旗息鼓了。

“罗记”女同志会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还闹出了不小的动静。8月28日这天，罗老太太决定集体到总督府请愿，如真成行，这就是有史以来中国妇女第一次集体游行示威。

当天上午9点，已经有2000多名女子集合于毓秀女学堂，10点钟堂内已经爆满，“而翩跹而来者，尚络绎不绝”。当地的巡警一看不妙，与罗旭芝商量：一边赶紧关闭学堂大门，将后来者请走，告诉她们今天暂不请愿，各位请回；另一边则请已到的人安坐，说服她们不必集体上访，而只需要推举代表。罗旭芝同意，于是众人选出了以她为首的8位代表。代表们出发后，其余人就在学堂内纷纷演说；不久代表返回，说是总督赵尔丰同意将她们的要求代奏北京。堂堂总督也点头称是，众女子便不免得意，颇有成就感。其实，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大快人心，也与不少平日里的弱势群体都在这时扬眉吐气、大有翻身做主人之感有关。

“小兄弟”的血书

保路同志会发布“破约保路”宣言的第二天（1911年7月6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的总部接待了几位不速之客——6名小学生。

为首的是年仅11岁的黄学典（学典是字，其名为季陆），华阳初等小学堂的学生，原籍永定（今泸州叙永县）。他们一开口，就把接待他们的川路公司总务部的袁某吓一跳：这些孩子居然组织了一个小学生保路同志会，已集合同志三百余人，但还没有会所，上门来请川路公司提供一间空房办公。

黄学典说，自己等人愤恨“盛贼卖国，欺我皇上”，因此结成同志会，“以死争路”。

袁某表示，借房的事情须经干事会议讨论，私人碍难即复，明日午后三点钟一定答复。他怕孩子们的积极性受挫，随即请成都著名的大儒、同志会负责人之一蒙公甫和孩子们谈谈心。

蒙公甫询问孩子们成立同志会的宗旨，孩子们说：“破约保路。”

蒙公甫又问：“约不破、路不保，当何如？”

孩子们说：“我等愿赴京面见摄政王、邮传部死争。”

蒙公甫被深深感动，说：“君等小豪杰何必死，我等当先死，留君等他日成我等强国之志可矣。”边说边哭。孩子们也跟着哭，直到起身告辞，“犹见其挥泪不已也”。

当晚，保路同志会干事会经讨论决定，不能接受孩子们租借办公场地的要求，并且要婉劝其解散小学生保路同志会。

7月8日下午3时，小学生们又来到了同志会，这次来的代表增多到了15人。颜楷、罗纶、邓孝可等负责人亲自接见，向孩子们通报了保路同志会的决定。